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
一
在《以良知和诚实祭奠大饥荒》一文中，我写了一句“历史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当时我心里没有情绪，这只是一句平常话。
就像人们常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一样，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历史只能在不断被承认和不断被阐述中不断被重新认识。
但在没有条条框框、没有预设禁区、自由开放的前提下探究历史，和在预设政治正确和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下选择性地修改、遮蔽和遗忘历史，“被承认的当代史”和历史本身，差别那就大了。
历史是已经消费过的生活，“无论你认不认，它在那儿”。但是，当政治挂帅之后，“在”或“不在”都会成问题，可以承认或者不承认。要把历史打扮得花枝招展，不需要它原本是一位小姑娘，是一砣石头都行，什么都没有都行。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文革期间引用率极高的革命“圣经”。
但多年操作下来，实际情况成了“不忘记过去，就没有未来”。以至于每一段历史，都成为禁忌，成为包袱。动辄得咎，积重难返。如果你有记忆，会反思，随时可能引爆它。
半个世纪前的历史还不脱敏，不合理。一个人的一生，除去早年无知老年无力的日子，也就50年有作为的时间吧。50年的历史封陈，意味着一代人的一生中，都不知道他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的真相。
而“大饥荒”从来不是党和国家的机密，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正式把它当成机密，它是在以后的政治演变中一步步过敏的。再说，据说有规定，党和国家的机密的最长保密期，都不超过50年。我没有查到相关规定，但相信这是最长期限了。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一是什么是国家机密，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二是保密期一般只有30年。这比较符合人性。
二
只要遮蔽历史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意识形态，谎言就会成为官民双方的自觉。否认“大饥荒”的风潮只能是这么来的。在这股风潮中，教育程度良好，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的知识精英反成为中坚。
查网络资料，林治波，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写过与“大跃进”有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彭德怀等历史剧。担任过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现为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的林治波在今年“五一”期间发出的一条微博——“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在这里，“大饥荒”几乎不存在（在饥荒最重的地方，饿死的人也“为数极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今天“糟蹋毛主席”的阴谋。这就是良知让位于意识形态。另一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先生，在林治波受到网民强烈批评的时候，于5月3日发出了一条与林先生相呼应的微博。吴先生讲的是家史：
“母亲生于1953年，大舅生于1942年，外婆将近10个孩子。父亲生于1949年，小叔叔生于1962年，奶奶也是近10个孩子。我求证的结果是，在59－61年，当地特别贫穷，饿到吃树根碾的末，饿到想自杀，但最后捱下来，没有饿死的。全村有饿病的，没饿死的。也许，当时右派境遇不好，饿死的都是他们先人。深深同情。”
吴副教授的家史值得庆幸。但是，按正常的思维，无法理解“当时右派境遇不好，饿死的都是他们先人”的阴阳怪调。此外，他可能不知道大饥荒饿死的是清一色的农民。他奶奶家有右派，情况可能特殊一点。一般地，右派是知识分子，放在劳改营，死亡率比较高，放在农村，如果没有剥夺供应粮，那简直是农村的上等人了。否则，10个孩子的纯农民家庭，在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生存率是不高的。
还有一位李姓的女士，官方专业媒体的一位记者，在微博上天真无邪地表示惊讶和疑惑：茅于轼爷爷回忆右派生涯，居然饥饿到水肿，吃蚂蚁，为什么不种菜，也不去挖野菜呢？
推想，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有不少李女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从来没有想过，自古以来，饿殍和流民，多是种田人。她以为“大跃进”年代饿死的，都是不种地的懒人，和不会野外求生的笨蛋。此属无知。但同样，这样的人，也自动成了为遗忘工程添砖加瓦的后备力量。
三
林治波先生毕竟是党的干部，他至少有一项尊重：即“钦定”的党史。在他否认大饥荒的言论发表两天后，他引用党史作了更正和道歉：“由于出生率大幅下降，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8月第一版第369页）我认可这个说法。昨天的微博不准确，特此更正。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老乡亲致以深切的悼念和缅怀。”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煌煌巨著。该书只一行涉及“减少一千万”人口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而且，“正式统计”的人口，只是以千万进位的概数。这叙述，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
毕竟，这是在新时期编撰的，历年来最为“思想解放”的一部党史，它揭开了大饥荒的历史盖子：仅仅是1960年的人口，即“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的描述，给今天的“大饥荒”研究开了路，壮了胆。
多年以来，得力于中国共产党对这段历史开放的谨慎口子，党内离退休干部和民间人士的“大饥荒”回忆和研究，虽然不被鼓励，但毕竟在自生自灭地进行，这也是《南方人物周刊》要做一期50年前的大饥荒“新闻”，在体制内能找到有准备的、可以放心讲述的当事人的重要原因吧。
四
2012年5月，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对写一下“大饥荒”比较来劲。但这事不是我提起的，是我提了一些意见。
“大饥荒”对于大部分40岁以下的读者，是新闻而不是旧闻。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段历史。不是没有报道过的历史，而是被虚假报道和长期遮蔽的历史。今天的新闻杂志去报道它，相当于愚公移山的第一挑土，随便从哪里开始挖，效果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报道技术上不难。事实确实是这样，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事实，都足以令今天的大部分读者震惊，即便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也是又一次冲击。
采访也不难，甚至比采访现实事件容易。在中国大陆，不少现实事件，往往知道的不愿意讲，想讲的可能不一定知道，或者不一定能真实地讲。“大饥荒”不一样，现年80岁左右的当事人，都是见证人，都愿意讲。特别是农村的老人，不懂政治，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可以讲。笔者文革期间上小学经历过这样一件事：贫苦农民来学校“忆苦思甜”，讲着讲着，就讲到了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了。我当时就震惊了。这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大饥荒”。
《南方人物周刊》不过是找了两个地方，两位当事人，就凑成这个封面。这是编辑要故意弄得“单薄”一点。为此还把同样内容的、采访杨继绳的稿子分散到前一期发了。署名编辑部的《以良知和诚实祭奠大饥荒》的稿子，不仅不要过度分析，深挖悲剧成因，还负担着恳请读者“冷静”的义务。特别说到，50年过去了，历史的血泪已经被岁月风干，罪孽的责任已经被时间赦免。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教训仍然很重要，让悲剧不再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了解历史。这就叫低调。如何才能写得这样的低调，可是憋人呀。
但是，再低调也绕不开事实的震撼。封面上的人口曲线，就触目惊心。杂志当周星期五下午微博上放出封面，就成了一个沸腾的话题（笔者受惊了）。有同行说，这个都可以报道呀！初次在网络上接触到这段历史的青年，则表示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历史？
在唠叨这些后话的时候（《南方传媒研究》编辑逼我写的！），这期杂志已经卖过两周。我问过一个城市的发行员，说是比平时的销量多一成。但同一个城市的一个书报店店主说，比平时卖的明显偏少，一些20多岁的青年，看了封面一脸茫然，转身而去。我想，对于年轻读者来说，“大饥荒”真的太遥远了。他们忙着减肥呢，什么大饥荒，你说的旧社会，还是非洲？
这说明，历史真的“断代”了，说明上一代人错上加错：造成大饥荒和隐瞒大饥荒。
这也是传媒的失职。
五
我手上有一份资料，是从我的采访对象廖伯康先生处得来的，当时中央派往四川调查大饥荒的萧风先生向中央提交的，一份1.2万字的调查报告。
1962年，廖伯康去北京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了四川大饥荒，提出1200万农民惨遭饿死的分析数据，并请求中央派人到四川调查。17人组成的调查组当月开始陆续来到四川。他们中16人是在中央工作的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回到四川，不跟地方官员报告，各自独立调查。据廖伯康先生回忆，他们的报告后来存于中央档案馆。多年以后，17人中的惟一一位非四川籍人士萧风，把他的报告底稿给了廖伯康。这份报告也提出了四川三年多饿死1200多万人的数据和相应论述。
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今天的媒体如果要还原“大饥荒”的历史，还很容易就能找到可做的事情。例如，找到这17人中今天尚还健在的老人，他们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掌握更多四川大饥荒的情况，即便中央档案馆的报告不一定可查，他们手上也可能持有原稿，这样还原四川大饥荒历史，这样做一个报道，应该是不错的。
目前，《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加上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范围发行的期刊此前所做的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只在“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大海里舀了一瓢。澄清历史事实，反思历史教训还没有开头。
此外我的感想是，尽管史料在迅速湮灭之中，但是，追寻“大饥荒”历史最大的困难，在于人的观念而不在客观条件。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大部分人对于“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解放程度，还没有达到1991年出版的党史的水平。第二是更隐性的，中国人不重视个体命运，个人不重视自己的命运。
中国人喜欢大历史，一开口就是整体概念，宏大叙事，谈国家命运，民族兴衰，每一个小人物都高屋建瓴，政治正确挂帅，意识形态领先，无论他谈的这些概念跟他个人的命运有多大的冲突，他都感觉不到，他不觉得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是由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体命运构成的，他觉得那些神圣概念应该压倒个人的命运，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他们不重视个人史，家族史，村庄史，社区史。他们不知道50年前爷爷奶奶是怎么死的，不知道50年前村里曾经有乡亲饿死，但是，他们却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曾经站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建于明朝的楼台上挥手，说起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两眼放光，仰望北斗。他们出了村庄可能终身不再回去看一看，但是，他们即便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却怀着不可遏制的愿望，要去看看那个城楼才不虚此生。
没有个体记忆就没有整体记忆，没有基层民众的生活历史支撑，国家史就成了大人物之间的斗争史和朝代的更迭史。所以，重建“大饥荒”的信史，必须要重视历史当事人，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每一份口述和物证，使它免于湮灭。例如，前文提到的吴法天副教授的微博，就是一份亲人命运的提纲，类似这样的家史，应该写出来。
庆幸的是，现在已经有许多个人和民间机构在做口述史，拍纪录片。相比之下，媒体倒是做得很不够。
六
此外，我想揣摸一下“大跃进”时代的媒体报道。
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报道，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但是，我们或许应该说那只是体制和媒体的疯狂，事实上任何疯狂的时代都不可能所有人都疯狂，只是清醒和理性被权力压制罢了。
当时的新闻报道显示，大炼钢铁的小高炉，砍伐珍贵的原始森林，从农家收来的饭锅铁铲扔进火堆。这样炼钢，如果不是一股青烟之后留下一堆牛屎状的铁饼，还能是什么？同理，当时的媒体上的水稻亩产，从千斤开始，很快就到了万斤，三万斤、五万斤。几万斤稻谷会把一亩地铺成什么样？所有这些，举国上下，不可能没有人想过。包括钱学森先生，他向毛泽东论证过亩产万斤是可能的，但他还说了前提，是阳光照射到植物上的能量全部经光合作用转换成粮食，这不就等于说了不可能吗？所以，钱先生可能是一个清醒者，只是不愿拂逆圣意。
对一个有中国社会经验的人来说，实际情况应该不难想得到：因为说出真实就是逆天大罪，立即遭到惩罚，而且，当时的新闻，绝对不可能报道质疑的声音，遂使我们今天看起来，一个国家都是疯子或傻瓜。这是一个体制降低民族智商的例证。
我的另一层意思是，即便当时的报刊宣传是那样荒诞不经，官方文件也多有作假，但是，它们仍然是有真实的参考价值的。从逻辑上说，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任何谎言都会透露天机。对于历史考察来说，当时的记录就是“最真实的历史”，包括虚假的新闻。
进一步说，就凭这些报道，而不需要再“深入实际”，也可以判断中国正在做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当时的国际社会，也是凭中国媒体的报道推测中国的真实情况的。所以，“真实的消息”可以不产生在新闻现场，正如在现场也不一定带回真实的消息一样。
更重要的是，它仍然是历史的草稿，而且，它自身也是重要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