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信睿》2012年第12期，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访，原题《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20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同志并转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理、副委长、军委副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