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生活的磨练，人到中年。 性情也在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渐渐褪去了年轻时的浪漫， 多了一份成熟后的稳重。 然而，人到中年以后，由于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几十年处事经历，往往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不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性格变得更为固执。
我们两人感情如初， 相互体贴， 相互照顾。 在融洽的气氛中， 我渐渐发现我们之间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裂缝。“梅”的脾气在变，一改她以往的热情，温柔，体贴，自信，变得越来越急躁，焦虑，敏感，多疑。 开始我总以为是对国外生活的不适应，或是妇女的更年期所致，后来，我感到她越来越过分了， 以至我难以忍受了。
那还是她到美国不久，由于语言的障碍，处处不顺心，心情也变得烦躁不安。 我总是安慰她，到异乡他国有个过程， 慢慢地你会适应的。 其实，她的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比我强，学口语比我快，女士好像天生具有语言方面的能力。让我担心的是她在性格和脾气上的变化。
她的脾气的改变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
我有个不良习惯，当我转动脚踝时，由于肌腱的滑动， 会发出响声， 这个习惯在年轻时就早已形成。 刚结婚时， 早晨， 睡醒后身体一转动， 或一伸懒腰，脚踝部位就“嗒”的一声。“梅”会高兴地说：“我一听到这一声响， 知道你醒了。好高兴， 又是新的一天。”这种心情发自她内心的，她看到我醒来，自然而然地浸沉于幸福之中。 我常常会给她一个吻， 我也浸沉在幸福之中。
到美国之后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在半夜里无意转动身体，“嗒”的一声响，她没有睡着， 竟然把我一脚蹬下了床。 好在房间里地面上是地毯，没有伤到哪里。 我问她为何半夜三更把我蹬下床去？ 她毫无理由，只是说：“我嫌烦！” “好！ 好！ 我让你，我让你！” 我拿起一条被子， 睡到外面沙发上， 一睡就是三个月。到她妈妈从南京来访时，我再回房去睡，以免她妈妈看着不高兴。
虽然我心里有点嘀咕， 但对她亲密如初， 我总感到她不容易， 语言上没有一点准备， 来到异乡他国，困难啊！
然而， 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她要求我读博士生（Ph.D）。 我告诉她：“我已完成了博士后， 为何再去读哲学博士学位。” 她说：“没有见人家有双学位，M.D.加 Ph.D， 你这个M.D.也不正规，是国产的。” 呵呵！“国产的！?” 在美国一般拿到Ph.D学位常常须要4-5年， 我当时已经45-46岁了， 在回过头来完成Ph.D 学位的话， 我感到太迟了， 而且，我在实验室中已经度过了2-3年的经历， 自信在试验的能力方面更比那些Ph.D的学生强， 不必浪费时间再去攻读Ph.D学位。
Ph.D. 我不想读， 读书不是我的专长（我前文说过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我喜欢做实验， 发论文。 事实证明我没有错， 在24年在美国科研工作中， 前后一共发表60篇论文；在最后7，8年中，我在病理系发表的论文产量最高（并不一定质量最好），一共发表35篇论文，当然，其中有一半是和人家合作的课题。 系里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主动提升我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尽管我没有Ph.D.的学位。
这种情况得以慢慢缓解，她看到我连连发表文章，再也不提双学位的话题了。
我喜欢玩摄影， 这是我从年轻时就开始的爱好。上文提到我的父亲在30-40年代对摄影痴迷，拍摄大量的风景照片， 而且那时他订阅英国的摄影杂志，文革之前我经常翻看， 从青少年时期我就对摄影颇感兴趣。 工作结束后回到家中， 常常翻开我的摄影集，琢磨着那些照片还不够完美， 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此外， 上网收索我喜欢的影像， 欣赏， 学习。 她像教训儿子一样地教训我：“不求上进， 玩物丧志！” 摄影是我的业余爱好啊！ 再者，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埋头于科学， 不问其他， 要钻牛角尖的。 知识是互通的， 一个好的科学家必然其他方面也有所爱好的， 比如音乐， 文学， 艺术等等。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是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小提琴演奏家。甚至，他本人认为在提琴演凑方面的成就， 超过他在科学上的成就。 这些道理， 我和她无法沟通。
不过后来， 她在我的影响下， 渐渐地喜爱上摄影， 常常与我志同道合地去植物园， 动物园或出外旅游摄影。我还特意为她买了多款照相机， 让她一一试用， 最后她喜欢上我的Canon 5D相机，还特意为她配置了一只50mm的小镜头， 很轻，专门让她使用。
有一位女士，也从南京来美。 我们之间比较熟悉， 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可谈。 “梅” 却非常敏感， 有时派对结束回到家里， 责问我：“你怎么和她这么谈得来， 和我却沉默寡言的。”我只好默然。 不过， 我原谅她，女性的这种敏感是天生的， 并不是“梅”固有的。
我对她的忍让， 事实上对她的爱， 可能进一步助长了她脾气的形成。
原来好融洽的气氛，变得有点不协调了，进一步吵吵闹闹，一直到她要求离婚。 当然， 那时她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动真格。 可是，没有了原来那种说法：“任你走到天涯海角，我永远和你在一起。”在我的心中感到这条裂缝在慢慢的扩大， 担心那天会弄得不可收拾， 我在静静的观察中。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种异常的情绪波动，正是她后来脑退化症发病的前奏！
我作为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虽然早已脱离临床），竟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让我终身感到内疚。当然， 即使早早发现， 恐怕也改变不了她的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