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新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机构的正式组建，标志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因应今天中国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计划生育部门组建36年，他们声称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增长、控制环境污染、提高人口素质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其历史功过是非，自有后人来评判。在这里，我只想谈谈那些年发生在本人身边的计划生育事。否则，这段历史就会被人们遗忘，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知道这三十多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实施，应该是始于十年“文革”的后期。1975年，我的一个姑表伯，在生了6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儿子，于是放了很多鞭炮以示庆祝。没想到他因此被大队当成计划生育的反面典型，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被拿去做节育手术那是顺理成章的事。1977年，正直英明领袖“抓纲治国”的开局之年，我们隔壁大队的一位妇女，就在公社卫生院对她实施结扎手术后，不知什么原因，就因此一命呜呼了，气愤的村民将尸体抬到公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不得而知。1980年，我的已有两个女儿的班主任，需要实施节育手术，当时我听到有同事跟他开玩笑说，“还是宁可他去做手术，将来如果想再生，还有办法”。最后，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去勇敢地接受了节育手术。
到了80年代，农村已包产到户了，按理计划生育没那么好管理了，但政府对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没有放松，而且一浪紧过一浪。我的姑姑，属于亦工亦农，响应党的政策，晚婚晚育，30多岁才生了一个女儿。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农村户口，一胎是女儿，还可以再生第二胎。但当她怀上第二胎后，还是不情愿地堕胎了，因为她生怕因此而影响她今后的“农转非”。因此，当时村民感概：“现在的世界什么都好，就是这计划生育政策不好”。
90年代是农村“左”倾政策回潮的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队进村，就被村民当为“鬼子进村”。我的大堂妹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按理可以再生二胎，但当时的政策是必须间隔8年。我堂妹没有间隔8年就怀上了二胎，于是她一直躲在外边，只是每隔一个月左右，偶尔回家住那么两三天。不料，就在她腆着大肚子凌晨5点起床做饭时，被计生工作队逮个正着，已经有6个月的婴儿就这样被引产了。我弟弟27岁才结婚，怀上第一胎，也被强行做了人流，理由很荒唐：第一胎必须在结婚6个月之后才能怀。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乡党委副书记和副乡长均为我高中同学，我弟结婚时，我回了趟老家，同这两同学吃了一顿饭，向他们打了招呼，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关照。没想到，人走茶凉，得到的是这种特殊关照。
更荒唐的是，我女友她叔叔，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当起了超生游击队，跑到广东去打工。村委会为了达到把他逮回来施行节育手术的目的，居然采取了“诛连”的办法。当时我女友他父母是住的单位的平房，计生工作队硬是找到他们家，在墙壁凿一洞，把电视机等值钱的东西全部抬走，就连我寄存在那里的一些书籍都不放过。为此，我女友她爸还找过检察院的朋友，得到的答复是计生的事，一概不予受理。
90年代中期，我也曾去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当过工作队。当时的村支委，真是7个支委，14颗牙齿，严重老化，可做起计划生育工作来，很有一套，且对本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一旦上面的任务布置下来，立即就把计生对象抓来结扎。但他们仍对本村村民放一马，首先抓到打工的妇女结扎来交差。对此，当时我们的工作队队长私下同我说，“这就是人离乡，贱！”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全国的高考考生呈断崖式下降，惟有广东高考考生人数仍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施行起来没那么认真，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妻子同我结婚时，都已年过三十了。半年后，我们怀上了孩子。由于妻子的户口还未来得及办理，仍在珠海，没有及时办准生证，还被居委会罚了款。当时母亲大惑不解说：“你们这么大年龄了，生一个，还要罚款？”两年后，居委会在进行“三讲”教育时，将罚款退还给了我们，妻子高兴地拿去买了衣服。这也是江泽民的“三讲”给我们家做的一件实事。但妻子还是高兴太早了，98年下半年年，当我们不小心有了第二胎时，我们还是很不情愿地做了人流。当时妻子说“你敢把他生下来吗？”当时的计划生育，可是一票否决的啊。作为男人，我不是不敢，而是没准备好：房子没分，工作没准备好，我们全家可得喝西北风。可就是2001年我们全家已移民国外了，居委会的大妈还到我家家访，质问我：妻子有没有怀孕？有没有躲到娘家去偷生二胎？我真想直接告诉这位大妈，妻子已躲到国外去超生了。
到了本世纪，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们的生育愿望的减退，农村的计划生育施行起来，似乎稍有放松，那些强制人流等非人性的做法少了。弟媳躲到北京、堂弟媳躲到天津均超生了，另两个堂妹也生了二胎，都只是按规定交了社会抚养费。真应感谢像兄弟姐妹这样一些勇敢者，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实实在在为国家贡献纳税人，为遏制人口老化尽微薄之力。
今天，中国将面临人口的严重老化，国家实施了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对提高人口出生率效果不显著。于是，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为奖励生育摇旗呐喊了，提出了设立人口基金，甚至征收丁克税的方案。其实，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口问题也有两方面，它既消耗社会资源，同时也创造社会财富。当年毛泽东片面强调人多力量大，后来又过分夸大人受制于社会资源的作用，这都不是辩证法。为了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从长计，科学地制定既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又符合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人口政策，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了，片面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