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桥的“白求恩”（东方早报2013年1月30日上海影事版）
大木桥路41号，解放前曾是“国泰”、“大同”电影公司所在地，解放后成为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的第三摄影场。40年前，这里办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技工学校，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学子，天天与几位老艺术家尤其是舒适“见面”……
一、大木桥路41号
1973年，已是“文革”后期，上影可能意识到电影制作队伍已经青黄不接，必须未雨绸缪，培养年轻一代，便办起了技工学校，招了100名学生，分成两个置景班、两个照明班。我就是这帮刚刚从上海各个中学走出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为能吉星高照进入这个充满神秘感的艺术殿堂而欢欣鼓舞。当我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欢叫着跨入大木桥路41号大门，一片破败的景象展现在面前，除了一排灰瓦白墙的平房、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摄影棚，就是一大片空地。看守门房的是位黑黑瘦瘦的干瘪老头，戴顶灰色压发帽，眼窝深深凹进去，小眼睛倒挺有神，打量着我们，沉默着。知情者悄悄透露，他是钱千里——原来是拍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电影的著名演员啊！不由感慨：大明星为我们看门，有意思！
再走进去，只见一位秃顶、白发的老者，红光满面，胸前围着粗白布围兜，正弯着腰在室外一个水泥砌成的大水池里洗菜、淘米，侧面看过去，活脱就是“白求恩”。有人远远地朝着他指指点点：“舒适、舒适……”啊，那不就是《红日》里的张灵甫嘛！同学中大部分没看过《清宫秘史》，只知道《红日》。原来，舒适刚刚从干校到工厂，再从工厂被召到上影技校，为我们当火头军了。还有几位正在厨房忙碌的，经老师一一介绍，不由吓一跳：瘦瘦的，戴顶蓝色压发帽的是贺路——上官云珠的导演丈夫；黑黑胖胖戴副眼镜的是于杰——导演；还有一位戴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则是杨师愈——他们的头。这下更感慨了：大明星、大艺术家为我们烧饭，太有意思了！
每天，只见舒适在厨房忙进忙出，也不多言，但偶尔听到他说话，只觉充满了胸腔共鸣音，声若洪钟。我们和体育老师一起，自己动手把个操场整治得平平整整，画一圈白线，竖起两个篮球架，就可以打球了。奇怪的是， 酷爱打篮球的舒适一次也没有和我们赛过球，顶多站在厨房门口，朝篮球场张望几眼。也许，他觉得这时候只该在厨房忙碌，而不能在球场上出风头，毕竟还有工宣队，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从他的神态不难看出，他是多么想来玩一把啊！
那个破摄影棚里正搭着一堂布景，说是要拍彩色版的《渡江侦察记》，学生们等候着想见到孙道临、康泰等等明星，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老了，演员全部换成了新人。舒适从摄影棚门前经过的时候，身板笔挺，头不朝那个方向转一下，好像拍戏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没兴趣关心。可是，正在摄影棚门前转悠的我们，就把视线和焦点都对准了舒适，直到他走出大木桥路41号的大门为止。
二、那一场撕心裂肺的告别
那时候的舒适看上去很淡定，但总觉得他有点压抑。直到后来为他写传记，才从他的弟妹和儿女那里了解到，这是爱妻慕容婉儿不幸去世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
那是1970年1月25日晚上9点多钟，舒适经“特许”，在两名造反队员押解下，乘吉普车从干校来到南昌大楼。电梯已停运，他等不及请门卫值班人员来开，便以最快的速度上楼，跑进久违的家，两名造反队员也尾随而入。只见癌症晚期的慕容婉儿直挺挺躺在床上，目光已经呆滞。“婉儿！婉儿！”在舒适的大声呼唤下，她才微微睁开原本那么美丽的双眼，见到了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衣的舒适，露出一丝笑容，好像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弱，可是舒适懂了，她是不想看见他被人押解回来。两位押解人员起了恻隐之心，他们了解舒适是个讲义气、重感情的人，不会做出不合规矩之事，就悄悄地和他约法三章：“不能自杀和逃走，否则我们没法交代，如果还想参加追悼会，那么我们再请示领导。”舒适不停地点头，说，“我这个人说话算数的，你们放心好了。”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慕容婉儿声音一会儿响一会儿轻，有时候只有两片嘴唇在动，但舒适明白她的意思。慕容婉儿累了就闭一会儿眼，眼角悄悄爬出一滴热泪。舒适不由悲从中来，他尽量克制住，但仍抽泣了一声。慕容婉儿听到了，睁开眼睛，艰难地举起肿大的手臂，想抹去他的热泪，但是还没触及就昏了过去。守在一旁困得昏昏沉沉的舒家小弟弟赶紧一跃而起，进行人工呼吸，把她从死神手里夺回。
如此这般重复了两三次，筋疲力尽的小弟弟又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嫂子断断续续的声音，“以后要跟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再困难也要资助这个小弟弟完成学业，照顾好他……”
慕容婉儿不时朝墙上的钟看，仿佛是在计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在人间，要么就是在考虑舒适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留在她身边。舒适紧紧握着妻子的手，仔细辨别着她越来越低弱的声音，然后慕容婉儿就累得睡着了，舒适一分一秒都不敢合眼，也丝毫没有睡意。
大约凌晨5点的时候，慕容婉儿忽然醒了，长长地叹了口气，清晰地说道：“这一晚我睡倒睡得蛮好。”其实她也就睡了十几分钟，却好像睡了整整一夜。见到舒适还在身边，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突然，她呼吸又急促起来，当小弟弟又一次要施救时，舒适一下子将他按住，痛哭起来，说：“不要做了，让她……走吧……”这时候，只听慕容婉儿轻轻地却很清晰地讲了一句话：“看来人死也不过如此……”从此，她真的睡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舒适紧贴着慕容婉儿尚未冷却的脸，紧抱着她尚未冷却的身体，伤心欲绝：“30年，30年，就这么结束了……”
三、“白求恩”成了面试官
当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白求恩”不见了。原来，文艺的春天即将来临，遭寒冬摧残的田地需要重新播种，在上影演员剧团支部书记铁牛带领下，舒适和孙景路、张庆芬、王丹凤、武文璞、朱曼芳、吴鲁生、王静安等分成几个小组，到各行各业去物色可以培养电影演员的新苗。
有一天，舒适背着一只包，骑着他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来到上海海运局。先到的朱曼芳一见舒适骑着“老坦克”叮呤当啷地到了，就尊敬地唤一声“舒伯伯”，他居然回敬她“朱阿姨”。朱曼芳一愣，随即笑了，她知道，舒伯伯从不论资排辈，对晚辈一律平等对待。他们请海运局领导推荐几个符合工农兵形象气质的朴实的年轻人。于是，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小伙子推到他们面前。舒适和朱曼芳觉得他们形象都还不错，就叫他们先各自朗诵一段。未经语言能力训练的小伙子们普通话尚有不少毛病，更谈不上表演，然而舒适和朱曼芳在其中一位身上发现了可以培养的潜质，便请他到上影演员剧团报到，再给他开小灶辅导表演技巧。这个叫“何麟”的回族青年，从一名一点不会演戏的海员渐渐成长为上影演员剧团的中坚力量，1994年当上了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后又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党组副书记和副主席。
何麟只是出自当时上影演员培训班的青年演员之一，陈冲、郭凯敏、陈烨、王伟平、卢青、张芝华、陈鸿梅、程玉珠、方舟波、薛国平等24人就是这样被挑选到上影演员剧团的幸运儿。那时候，大木桥路41号一度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的大本营，有时候，那里会突然涌进来一大帮帅哥美女，带领他们的都是大明星，而那个“白求恩”不是舒适是谁？只是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淘米、洗菜的舒适是个和蔼慈祥的老者，那么作为“面试官”之一的舒适便像是胸有乾坤的老教授，又有点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气度。
四、关于“林冲”的往事
为了听著名演员冯奇说说当年与舒适一起拍《林冲》的往事，我去了“大木桥路41号”，现在的上影公寓，当年的一丝痕迹都没了。
那是1957年，本该由吴永刚导演《林冲》，舒适扮演林冲。忽然吴导演被打成“右派”，临阵换将诸多不便，领导急中生智，让舒适兼任导演，由冯奇和扮演林娘子的林彬、摄影姚士泉、制片主任吴承镛一起辅佐。舒适那时因演《情长谊深》遭批判而心有余悸，多少怀着一点“戴罪立功”的想法，况且救场如救火，在这种时候他不会不挺身而出的。再说，他以前导演过不少作品，已经很有经验了，便欣然受命。
1957年12月的一天，摄影棚里正在拍摄林冲夜宿山神庙，杀死前来火烧草料场企图害他的陆谦那场戏，忽然周恩来微笑着陪同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及夫人一行进来了，张骏祥、赵丹、黄宗英等紧随其后。周总理把外宾介绍给摄制组，舒适则向他介绍了各位电影同仁，以及正在拍摄的戏。周总理感慨地说：“我们当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嘛！”舒适和冯奇等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周总理在一起，领略周总理毫无官架子、平易近人的风范，感觉他就像从新闻纪录片里走出来了。
接着，摄影机正式架好，请来宾观看了林冲和陆谦在山神庙前对打一段戏的拍摄。周总理和外宾拍手喝彩之后提议，“大家合个影吧！”有人提出异议。周总理说：“有啥不合适的？‘古、今、中、外’一起拍张合影，不是很有意义吗？”“古”是指穿着古装的演员，“今”是指穿便装的所有人，“中、外”就好理解了。于是，这一历史性的珍贵镜头便永远定格在胶片上了。
影片完成后，舒适没有抛下吴永刚，仍把他列为联合导演。
尾声：
为我那本《非常舒适》写序的著名编剧、曲艺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沈祖安先生是舒适的好友，他说，“阿舒是有信念的，这个信念就是做个正直的人。”
与舒适合作过电影《千里寻梦》的导演杨延晋有次问赵丹：“哎，你们这批‘老家伙’当中谁最好？”赵丹不假思索地回答：“舒适。”“哪能好？”“人品好。”
1970年代初就刻印在我脑子里的大木桥“白求恩”形象，越来越高大、鲜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