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好人和"坏人变老了"!
中国的好人和坏人应该是指道德素质层面的, 何谓中国人的道德素质? 所谓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水平的综合反映，包含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风貌。不是一般的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压倒一切的。正所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大公无私。
几千年来中国人讲的"做人要做好人"，主要是指道德方面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道德素质高，那么此人做人谓之好; 反之，则不好，或者很差。至于道德素质的高低，那是比较而言的。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时代都有好人和坏人的存在。而且好人应该比坏人多。假如只说某个族群, 某个时代中的少数坏人"事迹", 然后以点盖面去说这个族群, 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全面也是不实事求事的。
就人群中的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讲, 在其整个人生过程中也不是绝对的都做好事亦或是都做坏事, 也就是不存在终身坏人的。每个人总是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 做好事和做坏事的比例不同而已。有人做了很多好事中又做了一些坏事, 亦或是做了很多坏事又做了一些好事, 又如何去签定这个人是坏人变老了呢。因此, 这种说"坏人变老了"的是个伪命题, 是别有用心的。更可恶的是抹杀了坏人是会转变的, 犯了错是可以改好转变为好人的, 亦或是好人也可以变坏人的道理。
做坏人很容易, 在私利名誉前面不学都会。想做一时好人或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但难的是想做一辈好事尤其是想做一辈子好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不得不提到的, 就是毛泽东，他成为毛主席的前后，其道德素质也是有细微区别的。如果作为个人，毛泽东做的事情，道德素质相当高了。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依然保持着做人的道德素质，并且对自己要求更严，从他对自己的亲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
一般普通人的道德素质可以靠个人的好心好意来衡量，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保持那么高的道德素质，那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那是需要超强的意志品质来保障的。
如今人们看到一些本来还是很不错的人，一旦坐到了领导岗位就经不起诱惑而走向堕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尤其是从恢复高考其实是变相恢复古代的科举更是万恶之源。凡是从学校出来的人就不想劳动了，都想高人一等，都想过寄生生活，看看那些搞学术的，搞科研的，搞教育的，搞领导的，搞经济的，搞政法的，搞公务员的，等等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没有真正搞学术的，没有真正搞科研的，没有真正搞教育的，都搞歪门邪道。
以史为鉴方知兴衰，难道改开后邓胡二个矮子没有读过书，让儒商做大是历代皇朝政权的大忌！然后又把国家带入周期性的死循环。良田变成了楼盘，水利变成了臭水沟，工厂变成了废墟，以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却找不出一个工人和农民，农村就剩这样的老人和孩子留守，成人跑到城市让警察和城管拳打脚踢，专家教授只会胡说八道，以前的乡村恶霸和街痞子都成了文化人，几乎全民知识化学者化，就是没有一个愿意放下身墩子干正经活的。
如今社会上又是妖言惑众，把二千多年前红极一时的儒士们和术士门又搬到台面来，说什么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几个正经读书人改变了命运？就莫言这样不学好的读书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现在好多高考状元都成了傻子，流落街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他们在嘴上——撒谎，狡辩，吹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个个奸精鬼诈，招摇闯骗，人世间的欺骗和懒惰都是从他们身上学来的。十年种树百年教育人，从周树人到袁腾飞，一百年了，哪个是人才？中国百年来的教育所花费钱等于仍到水里响都不响。
而相比较毛主席恰恰就是一个具有超强意志品质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道德水准高，体现在公道上。毛泽东时代把国家的一切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医院、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 民公园、人民银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连金钱都打上了人民币的烙印……可以说，人民主义是毛主席留给当今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主义，只有人民主义才是中华 民族意志统一和世界走向大同的唯一凝聚力量。中国的幸运，是出了个毛泽东；中国的不幸，是背叛了毛泽东。中国的出路，是回归毛泽东。
1949年前，中国是一个受西方列强压迫和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被称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她已落后于西方200多年，遍体鳞伤，国弱民贫，人均积累资产21元，人均年国民产值23元，居世界倒数第一。
1949年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30年的全面报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堵截和外交孤立政策。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
在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 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 （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 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300亿美元代 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万亿元)。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的状态：“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
新中国前后花13年时间，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国民党政治土匪200万，伪军汉奸陈壁君之流的及众多的象如今山西洪洞黑砖窑厂这样的老板化 身的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惯盗、盗窃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叛特等长达27年之久的大肆破坏捣乱。其中有119万反动党团骨干、120万特务分 子。
27年中还经历了三年特困时期和1976年死亡24万余及重伤76万的唐山大地震…… 然而，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27年之间，纵横捭阖，以英豪盖世之骨气，四两拨千斤之功力，靠 自力更生，艰苦探索，把一个被扔在废墟上的瘦弱婴儿哺育成人，把一个先天不足的农业国，改革、铸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尽显大国 之威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如巨龙般高耸于世界之颠。同时，短短20余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比较雄厚的经济遗 产，为人类留下了空前绝后的思想遗产、精神遗产、政治遗产和意识形态遗产。
1976年2月24日，毛主席又一次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并同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访问，令尼克松振作起来了。毛主席的大公无私，令他的资本主义对手不得不折服。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道德素质的至高境界是：《公》!
何谓《公》!纵观五千年来的中国古代先贤们是通过观察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1、天无私覆。这是说，天覆盖天下，没有私心，不会盖一部分，不盖一部分。天，对天下一视同仁，此为天公。
2、地无私载。这是说，大地承载地上的一切，不会对那一部分情有独钟，而对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对地上一视同仁，此为地公。
3、日月无私照。太阳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视同仁的，不会顾此失彼。此为日月之公。
所以，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既是个人修养之要旨，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它所要求的是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孩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
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
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
孔子主张“忠恕”——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
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
道家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
近代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 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到“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礼记》一书中《礼运》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 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和军队是有史以来最讲究《公》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时经常把必然性叫做天意。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深谙中国文化的公道，就通过对自己近乎苛刻的锻炼，练就了一副坚强的体魄，和坚毅刚强的意志品质，而这两者的基础，就是他那颗公心。
毛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难道不是天意?
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说到底，说到根本点上，还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讲公道。
他讲公道的特点，大致上有两个层次。
首先在出发点上，把握公平。也就是起点的公平。
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决策，其宗旨，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直忽视毛主席对人民的界定，其实他对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
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都是人民的范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都是统一战线的成员。
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起点，怎样做到公平?
成为无产阶级，同时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平!
这是举世公认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难道有错吗?
蒋介石能做到吗?
西方在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下的资本社会里, 资本主义的国家现在能做到吗?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其公平性，尼克松曾经评价为世界之最。
其次是在落脚点上，把握公正。也就是结果的公正。
毛主席对于结果的不公正，必然是义无反顾的给予纠正。
对于战争年代，“左”和右倾的错误，他在延安整风时给予了全面系统的纠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予了梳理。没有延安整风，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发展，没有根据地的巩固，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
对于和平年代，毛主席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谁敢明目张胆搞腐化?
以权谋私，就是对无权者的不公正。
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就必然，就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以前人们认识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毛主席反腐败，为什么那么有成效?
从道德上讲，他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从来就是对事不对人。
这样的公平，这样的公正，难道不是人类又或是中国人发自内心渴望的公道吗?
毛主席要说以不变应万变的道德理想，就是公道。
1956年，当他成功的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何炳棣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首位被聘为讲座教授的华裔史家，是国际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毛主席主持公道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为逐渐为世界所认同，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也都纷纷前来学习研讨。
毛主席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高，他是如此之公道。是得到包括他的敌人都是公认的。
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主持公道，他也为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他不仅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还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对待黑人的不公平，不公正，主持公道。还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公道话。
最著名的就是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野，连门都出不了的时候，最早为这位美国政要出来说公道话的人，不是尼克松的盟国领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中国总理对尼克松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戴维，并且邀请那位下野的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4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这次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他们的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
从这以后，尼克松重新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当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尼克松是怎么做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在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他们对我们的毛主席评价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毛主席什么时候花钱到国外拉过选票?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不看你对我怎样，我看你对人怎样。
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对失魂落魄的尼克松那样的态度和行为，难道他们会不动心?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人做得好啊!
事实证明，毛主席做的多么有远见，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时文化的力量。
那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
毛主席的道德素质举世公认。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完美结合，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他本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种道德力量，谁又能否定的了呢?
因此, 所谓道德素质，不是一般的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压倒一切的。正所谓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大公无私。
毛主席的道德实践，就是这样的，人们要永远学习他，不管客观环境怎样变，因为那是古今中外最杰出的人类的道德素质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