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少年时（3）

本来没打算写那么多的，也不知道会写出那么多。没想到那尘封的记忆一但被揭开，本来已经忘记了的，或者说以为已经忘记了的情景和事情，就像电影一样，穿越时空，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大脑的屏幕上，无论手指在键盘上怎样加速，也无法将它们全部记录下来。儿时的记忆永远是那么的丰富和多彩，还是那句歌词：“从来也不需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灵机一动加的“上”字使我不得不写“下”，可写“下”时却发现越写越多，哪段都难以割舍，干脆再灵机一动，加个“中”字先告一段落。这“下”还没开敲呢，就意识到必须压缩，否则非闹出个“下A”“下B”不可。

赶海

　　再没有什么比赶海更好玩的事了。

在去大连之前，我没听说过“赶海”“涨潮”“退潮”这些词，更没看见过海蛎子和海参这些东西，以至于我第一次到海边，在海滩上看到一粒桃核儿样的东西，便捡起来大喊：“看！这是不是海栗子？”我把“海蛎子”听成了“海栗子”，想象丰富地理解为是生长在海里的一种植物，以至于把一颗被海水冲刷得光光圆圆的、人家吃桃子吐出的桃核儿当宝贝拣了起来。

每到退大潮的时候，我都喜欢跟着邻居或小伙伴们一起去黑石礁赶海。黑石礁，顾名思义，那里的海面上有一大片乌黑色的礁石群，不但那片海滩叫黑石礁，黑石礁也成了那一带的地名，还有以黑石礁命名的许多地方：黑石礁百货商店、黑石礁浴室、黑石礁理发馆、黑石礁小学、黑石礁饭馆、黑石礁照相馆等。只要一说“黑石礁”，大连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喜欢赶海，可从来没能像邻居王姨那样赶到那么多蚬子和海蛎子，我也没有人家那种专门敲海蛎子的小尖锤和铁指甲套，唯一的一个双钩扒子还是在海滩上拣的。人家真正赶海的人能潜到水里摸到海参、海螺和鲍鱼，不过那都是男人干的事，他们在下水前仰头灌上两口白酒，几个猛子扎下去，捆在腰上的袋子里准有不少收获。大多数女人就是王姨那种水平了，她们在海滩上努力寻找着蚬子的透气孔，用双钩扒子“哗啦哗啦”的扒开沙石，拾起下面大大小小的蚬子，时不时还会被蚬子喷上一脸“尿”，通常赶蚬子的人比较多，也有专赶海蛎子的，总之忙乎完一趟潮，晚上全家人就能美美的吃上一顿蚬子下面条，海蛎子汤，海麻线包子什么的。

大院里的孩子大都属于赶海的菜鸟级，而我是菜鸟中的小菜鸟。我最喜欢抓小螃蟹，把石头一翻开，藏在下面的小螃蟹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逃窜，只要你动作快点，每次都能抓到几只，抓到后放进小桶里，然后再去翻下一块石头。小螃蟹只有手指盖大小，拿回家用面糊裹上一炸，又香又脆。海红（就是淡菜）也是比较容易赶到的东西，一会儿就能赶到一堆。海带、海芥菜和海白菜也非常容易捞到，捞回来嫩的喂人，老的喂鸡。我还喜欢拣波螺，圆的那种和长的那种都喜欢，回家煮个开锅，圆的用缝衣针挑出来吃，长的就把尾部放进钥匙上的小圆孔里一掰，掰断尾巴后用嘴一嘬，里面的肉就出来了，肉很小很小，但却其鲜无比，吃的就是那个鲜劲儿！

这种长波螺街边也有卖的，卖波螺的大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通常蹲在篮子后面，手里拿一个酒盅作为量器，我忘了是二分钱还是五分钱一盅了，买的人非常多。还有的人卖一种叫“下锅烂”的海菜，攥成一团一团的卖，一毛钱一团儿，绿绿的。还有人做了海凉粉出来卖，卖的时候还搭着香菜。一开始我吃不惯那种凉粉，嫌它有一股海腥味，现在想吃却吃不着了。要说吃起来最过瘾的还是虾爬子，北京人叫它皮皮虾，去年在金鼎轩看见有卖香辣皮皮虾的，买了一斤回来全让我一个人吃了，可就是没吃出当年那个味儿来。

就着海蛎子吃饼子是很多赶过海的孩子都享受过的美味。赶海的时候带上块大饼子或馒头，饿了，敲开一个海蛎子，就那么趴在礁石上，用嘴对准那块肥美鲜嫩的海蛎肉，“滋溜”一声吸进嘴里，别忘了把壳里的汁都吸干净了，然后再咬上一口大饼子，你就细细的嚼吧，那滋味，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是有钱，非包下一片海滩，养上肥美的海蛎子，专卖大饼子，现做现卖，还出租敲海蛎子用的铁钩子，怎么样？想入股吗？

说起赶海，我还有过一次十分惊险的经历，每次想起来都会感到后怕。那是刚到大连没多久的时候，我妈带我到黑石礁海滩去玩，那天正赶上退潮，黑色的礁石全部裸露在沙滩上，大的有几米高，小的一步就能跨过去。我俩爬到了一块很高很大的礁石上，忽然发现那上面有好多海蛎子，我俩兴奋极了，随即找来尖石头当工具赶起海蛎子来，一边敲还一边唱起了歌，我妈特会唱歌，年轻时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大学生合唱团的。那片海滩安静极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远处海浪拍打到礁石上的啪啪声和妈妈优美的歌声，好像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俩只顾边唱边挖，完全没有注意到海水已经慢慢地涨了上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站起来想换个地方，这一站不要紧，忽然发现脚下的礁石已经成为孤岛，悄然漫上来的海水已经将整块礁石包围了，四周一片汪洋。我惊恐地大喊：“妈啊！我们被大海包围啦！”我妈站起来一看，也吓坏了，本来像座小房子那么大的礁石，现在变成了汽车那么大，而且水还在不断地向上漫来。

涨潮时的浪一般是几个小浪一个大浪，大浪之后海水会向后撤一下，然后往上涌一涌。我们就在那大浪之后撤水的瞬间观察了一下回岸的地形，一个大浪过后，两米外的一块礁石露了一下头，我们便果断地跳到了那块礁石上，等下一个撤水的瞬间，再跳到另一块礁石上，就这样我们拉着手跳过一块块礁石，终于站到了离岸边最近的一块石头上，这时我们看到岸上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便招着手喊他过来，他过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我们先把东西扔过去请他接着，然后又请他拉了我们一把，才湿漉漉的上了岸。再回头一看，刚才的那块大礁石已经淹没在了一片汪洋之中，真是有惊无险！

好笑的是，命都差点没了，我和我妈也没舍得扔下那些挖到的海蛎子，逃命还带着我们的收获。

读书

我一共在五个地方的七所小学里读完了小学，用普通话和不同的方言学会了识字。字认识不少，却没有课外书可读。在六年级之前，我不记得我读过小说，只记得每学期一发下新课本，我就把语文书从头到尾读一篇，当然很多是跳过去的，跳过去的都是语录啊、社论啊、节选啊什么的，有故事情节的课文实在少得可怜。到现在我还记得五年级的语文书里有《铁人王进喜》、《小英雄戴碧蓉》、《自相矛盾》等。六年级的语文书里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有《大禹治水》，还有贺敬之的《回延安》。没等老师教到那里，我早都把它们读熟了，《回延安》也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现在还断断续续记得几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 不是我用功，我从来就不是个用功的孩子，实在是那时候除了课本没书可读。

家里能读的书大都在下“干校”之前处理了，到了大连后，书架上只剩了毛选和马列主义学习材料。街上书店的架子上也只有毛泽东选集，学院图书馆也查封了所有文革前出版的小说，根本没书可借。家里订的一份《参考消息》，便成了我唯一的课外读物，但没多少内容我真正能懂。我特别喜欢跟我妈到系办公室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

大约是一九七三年吧，记不清是六年级还是快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读到了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小说--------《高玉宝》。我立即就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并一口气读了两遍。在那文化贫瘠的时代，这本小说就像甘泉浸入了久旱的土地，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当时读小说的的样子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却感到些许酸楚，都那么大了，才读到第一本小说，并且是现在低年级的孩子就能读懂的书。再跟我自己的这堆孩子比比，他们二三年级时读的小说都比那本厚，而且想读多少就有多少，少儿文学的选择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真是让我羡慕死了。

　　好像就在那段时间前后，有一批小说相继出版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战地红缨》、《西沙儿女》等等，我一本接一本的读，回家读，走路读，上课也在下面悄悄地读，晚上关灯后心里还惦记着书中的情节，“刘阿太是不是把发报机藏在了假腿里？”“潘冬子后来找到他爹了吗？”“小石柱的伤好了没有？”心里想着就睡不着觉，于是打着手电筒偷偷在被窝里接着读。长那么大，头一回知道还有读小说这么有意思的事。那年夏天，我去北京过暑假，在北京我家的老房子里，我在我爸的书架角落发现了一些落满灰尘的小说，记得有一本是《苦菜花》，还有一套不太全的《红旗飘飘》，那个暑假，我把这些书全都读了一遍。

　　不久以后，一些苏联小说被解禁了，我妈从图书馆给我借回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古丽亚的道路》，后来我又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当时还读不太明白的《牛虻》。接着又读到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到了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又有机会把《水浒》读了一遍。我记得刚翻开《古丽娅的道路》时就傻了眼，因为上面全是繁体字。书的前几页好像没了，看到的第一句记得是“敌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第一个字我就不认识，后面几个还是不认识，这句话成了：“什么人向我们什么起了什么什么。”我不管，跳过去接着看，看不懂就猜，猜不着就凭着大概意思往下顺，等半本书顺下来，繁体字也就猜得差不多了，等这本书读完，再读别的繁体字的“老小说”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到美国之后，见到台湾的朋友说读不懂简体字的时候我就说：“有什么不懂的，顺顺就顺下来了，猜呗。”

　　大院里的孩子都是把书互相借来借去的，看完了一本赶紧跟人换另一本，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有人在我家窗户外隔着小院栅栏喊我的名字，我趴窗户一看，是李刚，他就是刚读完一本急要跟我换另一本的。那时候男孩子一般不跟女孩子在一起玩，我见是男生来找我交换书，又是晚上，赶紧出去跟他换了书就往回跑，生怕别人看见。

那个时代，中国几乎是文化的沙漠，那个时代的我们，就像沙漠中瘦弱的小骆驼，顽强地在大漠中生活着，努力寻找着绿洲，寻找着源泉. . . . . . 。

几十年后

　当年大院里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飞离了那个大院，绝大多数都读了大学，其中不乏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大部分人现在都工作生活得相当不错。当年的调皮蛋有的成了院长、行长、处长，有的成了教授、医生、总工. . . . . . .

当年的孩子如今大都早已结婚成家，其中有不止一对儿是大院里一起长大的伙伴，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有娶了外国洋妞儿的和嫁给台湾骨肉同胞的，然而也有至今单身未婚的。结婚是为了幸福，不结婚也是为了幸福。结了婚的人当中有不少离婚的，离了婚的又有再结婚的和不打算再结婚的。再婚是为了幸福，不再结婚也是为了幸福；有生两个、三个、四个孩子的，也有一个孩子也不生的。要孩子是为了幸福，不要孩子也是为了幸福。有不少生活在美国的，也有去了法国、加拿大、澳洲、日本、前苏联的；出国是为了幸福，留在国内也是为了幸福。总之，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不懈地追求着幸福。

小时候，我们一起高唱：“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 而如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工人、农民或解放军。是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是我们后来改变了理想？还是当年教育的失败？

小时候，我们齐声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如今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小家贡献着，为自己的孩子忙碌着。没有小家哪有国家？没有孩子哪有未来？世界就是一个村，人人都努力，社会才会发展，人类才会进步，世界才会大同，甭管什么主义，都不是喊出来的。

刚才从抽屉里翻出了从前的日记本，里面有一首小诗，是我当年离开大连后写的，离现在也有近三十年了，虽然很幼稚，可还是想把它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

记得吗，在大连的海边 . . . . . .

------------献给少年时代的回忆

记得吗？

我们赤足跑在那

长长的海堤上，

任那飞溅的水花，

打湿身上的衣褂。

记得吗？

我们笑着跳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