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联”经历
潘文鸣
1966年的春夏之交，全国所有中学和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接着，北京红卫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报纸社论引导下，在北京掀起一股血腥的“红色恐怖”浪潮，把北京市内搞得血雨腥风，然后这些失去理智的红卫兵，又杀向全国各省的大中城市，煽风点火，复制北京的“红色恐怖”，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方便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兴风作浪，按毛泽东的旨意，又宣布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坐船，住宿吃饭也不收钱。于是在中国又导演了一场“大串联”运动，一时使全国交通系统陷入一片混乱和拥挤状态。不久，许多机关干部和个别企事业职工也陆续参加到“大串联”的队伍之中。
对于当年参加过“大串联”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记忆。我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借“大串联”的机会，怀着沉重的心情，由贵阳回北京探亲。那时，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在运动初期已经被遣返回老家，但我还有俩个已经出嫁的妹妹住在北京。到了北京，顺便看望两个妹妹，然后再回母校中戏看看，这便是我参加“大串联”的主要经历。
由于文革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经历文革运动的人已经谢世，而中国掌权者又千方百计对文革的真相泥封土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后代读者对当时的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有更具体的了解，笔者除了把自己的“大串联”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写出来留存后世以外，还从网上搜寻了文革初期在北京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文字记述，作为该文附录，一并提供给广大读者参考。
1、我家的灾难突然降临
文革初期，在贵阳我先后接到二弟文博的两封信。一封是66年6月份写来的，说是他被北京海淀区教育局的四清工作团打成“坏分子”，开除公职，回南苑大队监督劳动，接受改造。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二弟文博当时年仅23岁，刚刚走上小教工作岗位不到两年，他怎么会出这么大问题？这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心想，家里父亲是富农分子，他使我们兄弟姐妹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思想包袱一直压在心头；而现在文博弟突然也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的一份子，这不是使全家本来低下的社会地位，更是雪上加霜吗？
真是祸不单行。没有好久，在9月份，文博弟又来信告诉我，说9月1日父母加上他，被南苑大队红卫兵喊到大队打了一顿，第二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家门口，把父母及三个妹妹，加上他和文平弟全家7口人，强迫全家上车拉到北京火车站，由南苑大队红卫兵押送回内蒙宁城县老家。回去以后，没地方住，没有粮食吃，全靠亲戚帮助，日子十分难过……
这两个突然来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谷底，对文革运动由困惑而变成恐惧。心想，土改运动是针对地主富农，五七年反右是针对那些给党提意见的人，四清运动是针对农村“四不清干部”，这次文化大革命针对党内“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那么，我的父母是属于“牛鬼蛇神”？我的弟弟妹妹又属于什么？他们不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怎么连他们也不放过？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搞到我的头上？想到这里，不免让人心惊胆战……
又想，目前我身处离家几千公里以外的贵阳，作为家里的长兄，家里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在这个全家遇到如此重大灾难的时刻，我该怎么办？我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
两封信使我的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尽管贵阳市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而且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我却不再关心。我每天魂不守舍，打不起精神，如同害了大病。而且，一躺在床上，就是想到北京亲人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想象全家被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生活困境，另外，也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担忧……
就在我情绪低落和忧心忡忡混日子的时候，突然听说，局机关干部也可以出去串联，而且单位可以预支出差费。于是，想到自己离开北京已经整整一年，在贵阳现在也无所事事，精神振作不起来，不妨借机回北京看看，好在北京还有两个妹妹家，看看她们的情况如何，具体了解一下北京的运动到底是如何搞法……
就这样，在66年的秋末时节，怀着满腔惆怅和不安，开始启程我的“大串联”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