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雖然寫的是我的老闆---查良鏞先生，但是這也是我那些年的自傳，六年在明報的工作和生活，給我留下難忘印象，如果僅僅寫那幾年在明報工作的歷史，而不提到查先生，幾乎是不可能的。查先生是我的老闆，也是我的老師，事實上，有關辦報和編輯的知識都是查先生在那六年之中教會我的。
對於查先生，我只是將他看作我當年的老闆，聊起天的時候卻又將他看成大朋友，實際上，像他那種年齡的香港文化界中人，我認識好幾個，而且都可以說是忘年之交，如杜學魁，羅孚，楊莉君等等，我的感覺是查先生也是他們中的一位，只不過他在社會上多了一些名氣而已。
也因此，我對查先生只有尊敬之心，而沒有絲毫崇拜心態。老實說，自從多年以前被教導要崇拜偉大領袖之後，崇拜這個詞差不多從我腦海裏消亡了。
至於查先生的武俠小説，我只看過“射彫英雄傳”和“雪山飛狐”，那是他分別在一九八八年和九一年送給我的。我也絕對不是他的“粉絲”，儘管很喜歡看書，但是武俠小説對我的吸引力並不大，所以，我從來也沒有跟他探討過他的武俠小説。
提到查良鏞便要提到他創建的明報，而我本人就在八十年代中期進入明報，並且在查先生的直接指導下為明報做報紙檢查的工作，無論怎樣，這一段歷史都是值得記載的，更何況還有些其他我所經歷的事情和觀察到的細節，想來都是朋友們和讀者們所關心的。
查先生進入晚年以來，常遭人詬病。我雖然九六年二月以後便沒有再見過他，但當我寫作此書的時候，盡量還是從歷史角度去評價他，他有他的成長背景，他有他的思維形成過程，他有他的局限性，我們縂不能抽離這一切，片面地，一廂情願地去評價他，那是不公正的。
此書出版以後，很多讀者或朋友都跑來問，查先生看過這本書嗎？這麼說吧，此書二零零五年出版時，我已移民加拿大八年之久，自從一九九六年二月最後見過查先生以後，便與他沒有聯繫了，我也不想刻意打探他的聯絡方法（地址及電話），書出之後，我肯定有人會告訴查生的，那時他應該正在英國攻讀他的歷史博士學位，如果他讀畢本人的拙著，文中有他不能接受，甚至不能忍受的文字及段落，查先生早就找人來“收拾”我了，但是，我等了十幾年，不僅沒有從查先生那邊傳出過異議，連當年明報諸多舊同事，也無人出來指摘。我只能用反證法說明：此篇回憶錄所涉及到的事情，都是有事實根據且有據可查的。
另外需說明的一點是，此書自出版後，便有大陸出版社聯繫我，前後不下三次，說願意幫我出版大陸簡體字版，但是，要刪去若干情節，比如查先生在大陸文革時期，曾在明報社評上多次批評中共的文字，如“要核子還是褲子”；還有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查先生憤然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並在社評中對中共在天安門廣場之所為，表示的批評與失望等等，這些中共不願提，也不願見到的段落，一律不能見諸於大陸出版物。
我說假如抽離這些查生所謂的反共歷史，那就不可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查良鏞了，出版社說他們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在國家管控的出版業，這樣的文字是絕不可能被出版的。我只好說，那就不要出版了吧。因此，至今【我的老闆金庸】並無在大陸出版過簡體字版。
不過，後來廣州的一家報紙與我聯繫，說要連載此書，我說一定不能刪啊，
他們口頭答應了，但是，連載時就只挑他們可以接受的，諸如查的家庭生活，婚姻狀態等不涉及政治話題的軟性話題，我身在加拿大，毫無辦法。
他們口頭答應了，但是，連載時就只挑他們可以接受的，諸如查的家庭生活，婚姻狀態等不涉及政治話題的軟性話題，我身在加拿大，毫無辦法。
香港著名報人，也是引領當年的小查撰寫武俠小說的羅孚先生說：
作為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雖可能有小疵，但大處還是十分優秀的，無愧於頂峰之作。然而作為報人的查良鏞，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致他自己大放厥詞，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
我想羅孚先生的這幾句話，最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一代文人查良鏞。
（全文完）
（全文完）
【寫於2005年】
【修改於201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