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辞谦，赞在其中矣。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炫言，不可信矣。
景不同，情一样，二人皆主动替上级说话。孔子则主张对待上级“勿欺也，而犯之。”这里边其实蕴含着一种以“我”为主的傲——我明理，我知道，就算冒犯了谁，也是应该的。这种态度为学、为教可谓坚持真理；为政则不行，是以孔孟都不得用，后儒大为不平，实不知像孔子、耶稣、马克思、尼采这样的教主级人物，都不适合于为政当官。他们太信自己的理论——不信岂能当得上教主？然太笃，则过犹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