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
这是一段荒诞的历史，这是一段清晰的回忆，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真实经历。
一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期间，正是我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著。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他死后改为家族祠堂，民国初年改用为中学，后来成为北京三中。那时是男校。
1966年5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只局限于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整天坐在教室里听广播，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好在就要撑不住的关头，忽然传来消息，大家集合起来，到北京郊区的良乡，进入解放军军营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我们正烦的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同学们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排着队，唱着歌，雄纠纠气昂昂地整队出发。搭乘军用列车，很快到达北京郊区良乡附近的解放军兵营。所有同学按照连排班编排。班长、排长都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军现役士兵。每天听着熄灯号入睡，听到起床号起床。在操场上以班为单位，席地而坐，就着大饭盆用餐。就在准备夜间紧急集合，接着进行实弹射击的期间，忽然传达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紧急通知：中止军训，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军训是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的阴谋，走资派力图调虎离山，把大部分革命同学调离，趁机打击少数坚决革命的造反派同学。
带着一脑门糊涂概念返回学校，每天坐在教室收听学校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还有语气铿锵的报纸社论被高音喇叭日夜不停轮番轰炸。我们心中忐忑，知道一场遮天盖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终于有一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同学们，大家不能坐在教室里了，这又是工作组的阴谋，北京广大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喜欢热闹的心灵。
全校学生动员起来了。先是造老师的反。大多数老师被关押到操场东北角的体育器材室里了。各个班级可以自己组织批判会，从自己的班主任开始，寻找罪证，开展批判。全校沸腾，各班级批判会热火朝天。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老师，除了正常讲课，实在找不出可以批判的材料。班主任老师，虽然他们逼迫我们学习，要求我们必须考上重点大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我们好啊。于是，高年级同学选择新的目标。他们带头批判我们学校的那些高级教师，以此让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与复杂。作为重点中学，我们学校很有几名凤毛麟角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身份特殊。平时，他们不怎么在学校露面。现在，炮火集中到他们身上，按照级别高低，被分别挑选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同学们批判。当然，这个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浓厚的人身侮辱成分。特级教师在北京市教育系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但现在，我亲眼看到一位过去我无比钦佩的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是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老教师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站在课堂学生的椅子上，他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同学们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叫喊。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辱的老教师就和他的同为我校特级教师的妻子，双双走向我们经常去游泳的玉渊潭公园，拉着手，沉湖自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就是戴了一顶废纸篓的高帽吗，不就是被革命群众批判了几句吗？没挨打没挨骂，至于自沉身亡吗？几十年后，当我自己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人格的尊贵，理解了人格屈辱对于正直人类的可怕伤害。知道了宁死不受屈辱的人格力量。
同样身份高贵，而且是高级干部的校长很快就受到了更大的侮辱。我亲眼看到平时身份尊贵的李文彦校长被高年级同学用理发推子剃阴阳头。一推子下去，脑袋正中一道秃痕，校长用胳膊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就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屈辱。与高级教师相比，李校长平日注重尊严，保持身份高贵。现在看，作为干部，他忍辱负重，承受屈辱的能力显然远远高于单纯的高级知识分子。
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沈大逊。记住她，一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校，除了极个别女教师外，全校一水儿秃小子。另外，沈大逊这个名字也特殊。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
“我没有犯罪，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台下的我们登时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他是高年级学生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绥，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烟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挎，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不知是真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
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逊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
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能看到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却突然变成了变节投降。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到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共产党员沈大逊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了？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