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习近平看望班主任陈仲韩老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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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就读于北京市八一中学，为期五年。
北京市八一学校建于一九四七年，是聂荣臻亲手创办的，其中包括小学部和中学部。文革前，八一学校是高干子弟的寄宿学校；文革后，对外开放，学生都是就近入学。
一九六零年，习近平入读八一学校，他的班主任就是陈仲韩老师。十一年之后，当我在八一中学读书时，陈仲韩老师是我的英文老师。
陈老师是上海人，身高中等，肤色白皙，说起普通话来，带着特有的南方口音。与我们北方人相比，陈老师好像更注重生活细节；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纹丝不乱，他的中山装总是料理得平整洁净，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皮鞋，都是他父母从上海寄来的，纯黑色、椭圆头、油光锃亮、一尘不染。
陈老师是由部队转业到八一学校的。早年，陈老师是学俄文的，后来改学英文，为了不断提高自我的英文水准，陈老师经常阅读各种英文书籍和杂志，并将自己对英文的理解运用在教学中。
英文语法的学习是件复杂繁琐的事，但，陈老师的语法课却讲得清晰易懂，他往往是先解释一种时态变化，继而再把多种时态变化列成表格，使学生们能够一目了然；同时，他会为学生们设计一些配套作业，通过反复的练习，使我们渐渐地掌握了各种时态的变化。
陈老师是我的英文启蒙老师，亦是我中学时期唯一的英文老师。读初一时，我是英文课代表，因此和陈老师的接触相对多一些。与陈老师打交道的初始，他总是一脸的严肃，话不多，而我又恰恰是个胆小内向的学生，总担心做错事，所以，每次见到陈老师，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我和陈老师真正熟悉起来之时，反倒是我不再做课代表之日。从初二开始，我先后担任学习委员和团支部书记，从此，和陈老师的联系应该是渐行渐少了。但，对于英文的共同爱好，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我姥爷虽然是画家，但他却早就预见到，未来将是英文和电脑的时代，所以，他极力主张我自修英文。于是，我父亲便为我借来一些英文原版缩写小说。然，借书容易，读书难。翻开来，满目生词，寸步难行，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啃书。左手是小说，右手是字典，一路磕磕绊绊地走下去。
陈老师得知我自修英文后，非常赞赏。他建议我用英文写读书笔记，在他的理念中，写作是掌握英文的最佳途径。我犹豫着，全然没有把握，陈老师说没关系，不必写长篇大论，几句话就行，目的在于能够灵活地运用英文词汇以及尝试着用英文思考。于是，我开始一点点地写，每隔一段，我便把我的短文交给陈老师，他总是仔细地批改，并与我一起探讨。日久天长，在读写英文的过程中，我居然寻找到了几分乐趣和自信。
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学生的钢笔书写是每天的要事，抄抄写写，无休无止。陈老师觉得我的钢笔字不够柔美，所以，建议我练字。暑假期间，我特意买了一本钢笔字帖，细细临帖，日日苦练，终是有了些长进。陈老师见了，亦为我高兴。
但，对特殊年代的学生而言，读书自学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下乡务农才是正大光明的事情。那个年代，春耕秋收时节，田间永远少不了学生的身影。对我来说，去农村是件非常艰难的事，倒不是怕吃苦，而是因为我自幼患过敏性哮喘，对于尘土和农作物更是敏感，所以，每每去农村，总会旧病复发，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读高中时，我们曾在农村住了一个月。日间，在大田里劳作；夜晚，与老乡们同住。陈老师为了让我既能参与又不生病，便特意把我安排在学生食堂里帮厨，以及兼管师生的伙食费。因为避免了过敏原，我的身体便一直安然无恙，平安愉快地度过了那段乡村生活。陈老师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除了教英文以外，陈老师喜爱山水国画，他知道我姥爷是画家之后，便想向我姥爷求一幅画。当时，我姥爷已八十高龄，作画的时间和数量都日益减少，但姥爷听说是陈老师要画，便欣然研磨、展纸、作画、题词，赠予陈老师。陈老师将姥爷的画安放在镜框里，至今依旧悬挂在他的卧室中。
陈老师是个非常低调的人，自从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后，很多记者想采访陈老师，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那年，我回京小住，去看望陈老师，谈起习近平，陈老师只说：习近平懂得感恩，曾带着彭丽媛来看望他；而且八一学校的高龄老师生病时，习近平会吩咐手下的人，请了中医来会诊。除了习近平以外，陈老师的学生中不乏名人，但，陈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送给学生们的全都是美好的祝福。
教师节，习近平访问母校，与班主任陈仲韩老师握手。
遥遥人生路，谁的故事中没有过懵懂的岁月？谁的生命中没有过难忘的恩师？在我的青涩年华中，曾遇到过一位和善睿智的良师 —— 陈仲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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