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日，沙头公社思艾大队岭头塘下废瓦窑，一帮“四类分子”正被迫掩埋着一批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还在呻吟，有的正在蠕动。被打得半死的钟树英苦苦地哀求道：“兴机，我们是叔伯兄弟，你饶了我吧， 你打死了我，我的子女谁来抚养。”钟兴机说：“我也是没有法子呀。”钟兴机等在武装民兵的监视下挥动锄头把他们一个个殴打致气绝。有个叫钟继梅的女青年被打死后，民兵钟庆华用木棍撩拨她的乳房和下阴，手段之残忍凶暴，令人目不忍睹，这就是震惊全县的思艾大屠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月下旬，沙头公社抓促指挥部召开大队支书和社直单位负责人会议， 传达贯彻县抓促指挥部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会议由陈乃义（公社武装部长）主持，黎以才（武装干事）传达。黎传达后陈乃义说：“思艾大队的‘四类分子’，不服从管制，到处乱窜，双尚大队的富农分子林茂芝也是如此，他们正在蠢蠢欲动。根据县抓促会议精神，为了开好三级干部大会，必须揪出几个批斗对象，放到大会上批斗。”当双尚大队支书林树熙汇报林茂芝写给上洞大队谭德辅的信中有“举目豺狼遍地”、“守株待兔”等词句时，陈乃义连声叫好，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要把林、谭拉到三级干部会上一道批斗，并吩咐林树熙、钟枢爵（上洞大队支书）在会上作揭发批判发言。
三月间，沙头公社召开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贫协等15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由苏英华（公社抓促副组长）、陈乃义主持。会议期间按计划批斗谭德辅与林茂芝，追问他们关于反革命诗词的寓意，林茂芝作了解释，……接着追问到反革命组织问题，有多少人参加。他两人不承认有这事实，陈乃义下令将谭、林二人绑起来吊打，林茂芝被迫供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组织，他是司令，在信都（贺县一个公社）串连了十六七人，有十六七支新式歩枪，2挺轻机枪，在沙头有几十人参加，企图攻打信都银行，然后攻打沙头、梨埠、梧州，再从梧州逃出香港，随后又斗争谭德辅，陈乃义亲自追问他有谁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谁去串连，谭不承认，陈乃义下令酷刑拷打，谭的腰骨被打伤，大姆指被夹破，苦不堪言，就胡乱供认参加了林茂芝的反革命组织，到过思艾大队串连钟沛煌、钟兴谦等人，准备在农历3月3 日暴动，目的是“杀贫留中保地富”。陈乃义得到这口供，不加调查研究， 认定这是事实，必须乘胜追击。会议最后一天，公社武装部单独召开了各大队民兵营长会议，陈乃义对思艾大队民兵营长孔繁惠说：“这次大会，通过斗争，谭德辅承认出你大队的“四类分子”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还供认出什么時候接枪，什么时候暴动，经过三长四员讨论，具体措施已订了，绳已买好，先下手为强，你回去要组织好民兵，大斗他们。”在大会总结会上，陈又布置各大队要按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狠抓阶级斗争，把反革命组织深挖深揭，该批的批，该斗的斗，对阶级敌人决不心慈手软。
公社三级干部大会残酷批斗、严刑迫供的作法，为大屠杀定下了调子。思艾大队支书李桂超认为，本大队有人参加反革命组织，他们在“3月3”便要行动。他决心要赶在这时间的前面，对这些人实行专政。
公社三级干部大会结束后，思艾大队吹起了这样一股风，说本大队有反革命组织，他们企图联合西湾、贺县大平以及广州等地的同伙，荡平沙头， 抢夺粮仓，窜到信都，释放信都劳改场的劳改犯，然后联合起来，大动干戈。李桂超更加快了步伐，迫不及待地召集孔庆登（大队长）、孔繁惠（民兵营长）、潘永翰（大队贫协主席、人筹委头头）、孔祥禄（大队团支书）、钟家清（民兵副营长）、潘文贤（大队副支书）等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如何抓人，如何开批斗会。大家认为先排队， 批斗四类分子中排为三、四类的人及“行踪可疑”的人，就这样排出所谓有问题的共四五十人。考虑到大队只有三条枪，武器不足，分批抓人怕会打草惊蛇，一网全捕又怕力量不足，会出乱子。会议决定由李桂超与公社武装部联系借枪，并负责全面工作，孔繁惠负责安排民兵抓人和维持会场秩序，钟国进负责召开训示会和协助管理民兵生活，孔祥禄负责审讯及喊口号，潘文贤负责经费开支。会后李桂超向公社陈乃义汇报并提出要枪，陈乃义写了一张调令给李桂超去横江大队找关裕良（横江大队支书），下令调动公社武装民兵连18人协助思艾大队民兵抓人，孔繁惠和横江大队民兵营长关永美参与了这一行动，一天就抓了40多人。
3月25日，在大队礼堂召开批斗会，由潘永翰主持，李桂超讲话。李讲话后，斗争钟庆谦、钟沛煌，他俩否认有“3月3”暴动之事。接着斗争钟继德，用10根针刺进钟的10个指头，钟疼痛难忍，胡供有“3月3”暴动，群众听了一窝蜂拥上去拳打脚踢，将钟继德等6人打致重伤，然后，拉去岭头塘瓦窑由民兵钟益民等开枪打死。批斗会结束后，全体大队干部及生产队干部（每队1人）集中大队楼上开会，策划下一步的行动。李桂超首先发表意见，认为象今天这样的批斗会，斗争对象不承认有“3月3”暴动的事实，不能解决问题。大家七嘴八舌发表各人的意见：有的说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照杀可也；有的对成批杀人有顾虑，说象这样打死人行不行；有的提出说要不要向公社汇报。唯有李永深（生产队贫协组长）的意见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干吗打不得，你们怕死就把他分到生产队去斗，这些人如果不干掉，你们大队干部的脑袋也难保。”与会者都同意李的意见，于是当晚就把这些监禁在大队部的人全部分配到生产队去斗争。
两天后（即27日），批斗会在岭头塘大禾地召开，由潘永翰主持，孔繁惠维持会场秩序，各生产队向斗争对象大打出手，大禾地上刀光棍影，打声杀声嚎哭声和痛楚的呻吟声四起，令人目不忍睹。有个叫钟维龙的被打昏在地上，苏醒后装死，在混乱中企图逃跑，被孔繁惠指挥民兵谭秀华开枪打死。就连东边生产队一个年方18岁的跛子，花名叫“摆脚连”的钟兴加也难逃厄运，生产队长林凤桂叫钟庆机把他背到斗争会上乱棍打死，这天共打死32人。
第三次斗争会于4月2日在人盛山召开，由潘永翰主持，李桂超讲话。接着，把外逃被抓回来的钟艺夫（民兵钟兴金从贺县大平蛇山抓回）、钟继红、钟继梅、钟继胜等9人用乱棍处死，还未断气的由孔繁惠指使民兵班长钟兴金叫“四类分子”补打死，统统扛到两个瓦窑掩埋。
思艾大队先后三次斗争会成批杀人，共打死47人，吊死1人；其中枪杀7 人，锄死41人；男性42人，女性6人；受害户32户，其中被杀绝10户，妻离子散14户。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在苍梧县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恶果。1983年，广西区党委决定着手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由县“处遗”办派出工作组，协同沙头公社“处遗”办领导小组进行调查处理，对死者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死难者遗属发放两费——埋葬费和抚恤费，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应得的党纪、法纪处理。判处：李桂超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孔繁惠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潘永翰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乃义有期徒刑8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给予：钟国进（“文革”时大队文书兼治保主任，后转为公办教师）开除公职处分。钟兴金（大队武装民兵班长）开除党籍的处分。潘寿宽（大队民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孔祥禄（大队团支书）清除出党的处分。钟国赐（副大队长兼会计）开除党籍的处分。莫绍凤（生产队长）开除党籍的处分。林凤桂（农民）开除党籍的处分。孔庆登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上述材料摘自苍梧县整党办“关于沙头公社在‘文革’期间打死人问题及其主要责任人的调查报告”、“关于沙头公社思艾大队在“次革”期间打死人的调查及审理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