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六日於西德法蘭克福
一.少年時期----思想的孕育與形成
陳嘉遠，湖南湘鄉人，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於南京，其時家父任職於軍政界，故幼時隨父母在外，居於江蘇蘇州，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家母携其子女，返原籍祖居，我以後也就在故鄉入學。
我認為我以後思想行動的表現，小學的教育以及家庭的教育，實具極大的影響力。在抗戰期間，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之培育，殆為教育之一大特色，配合先天性格，遂能使我定型，忠愛國家民族，歷經受難磨折而無移易。猶憶小學三四年級之常識課，即提及香港九龍。第十五課《台灣糖》，至今尚能背誦，“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裏痛在心，甲午之戰我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四年級國語課中，有岳飛精忠報國，題“還我河山”的事，其詩句“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為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在小學即已講授傳頌。此外如唐王昌齡之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塵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亦復如是。音韻鏗鏘，辭意豪壯，使我在幼小的心靈中，激發共鳴，而具有此等情懷。高小的國語課本中，有張巡和許遠共守睢陽，城陷死難的故事，予我以至深刻之印象。文天祥，史可法的壯烈，浩氣長存，讀之令人感奮“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後人之所以景仰感佩者，也正就是此種志節操守。小學習字帖用黃自元之《宋文信國公正氣歌》，其中，“時窮節乃見”之句，我認為乃至言;祗有在危難的世局中，方能呈現一個人的秉持卓然超特，不同流俗。當中國大陸陷落的時候，這句歌詞，時縈心懷而念念在茲。
我進的小學，是紀纲小學，係清朝名臣劉錦棠宮保所創設，在當地頗具規模。其校歌為“紀綱創始溯先哲，歷史播芬芳。四維三化繼陶鑄，精神奮自強。改良社會與民族，蔚為邦家光。愛我羣來樂我羣，風起雲飛揚。”從學校中感染我的思想，家庭中，父親愛國家敬領袖的言行，成為我的典範。他是江蘇陸軍講武堂出身的，參加革命，童時曾聞其與父執輩談及光復南京，驅除旗人的事蹟。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他隸屬孫傳芳部，隨張中立師長起義投向國民革命軍，遣散後，曾經出任過松江警察局長。抗戰初起時任職江蘇稅警，抗戰期間任職雲南鹽務管理局（局長張中立）。家父在外之日居多，勝利後退職家居，管教子女嚴格;以後，當我少年時，一人數千里飄泊，無不良嗜好，得以免於沉淪者，實得力於家父煙酒不沾，正大自持的影響。民國三十二年，小學畢業，我專程赴衡陽去投考幼年空軍。家父其時任職國家總動員會議駐湘機構，在衡陽工作，他購新出版之《中國之命運》相授，當時對該書之辭句，有者對方自小學畢業之我，尚覺深奧難明，如“行焉不著，習焉不察”之句，曾持之以詢家父求解，彼逐章詳為講述。該書中曾昭示青年，窮理知言，對於一個學說，應求其證據於事實，察其行動;不盲從附和，不模棱兩可。“凡謬亂邪說，其為害國家民族愈大，其持論愈巧。”這成為我思想的南針，以後，當我身陷匪區，接受“學習”的時候，儘管那些“政委”們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為所動。
二.青年時期----將思想化為行動
在初中求學的時候，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團員。我還記得所持的的團證號碼為湘字第一0八三六六號。“我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前鋒，我們是革命的戰士，我們是無名的英雄。我們有鐵的意志，火的熱情，純潔的心胸。遵照偉大領袖的指示，勤勞、勇敢、互助、合作、為人民服務，為主義盡忠。同志們，整齊步伐向前衝！向前衝！高舉起我們的旗幟，青天白日滿地紅。”雄壯的歌聲，向青年們作革命的召喚，唱起立覺使人崇高。
初中畢業後，繼續考入縣立中學新成立的高中部求讀;先前在湘鄉縣城尚無高中，初中則有七八所之多，要進高中，須往省垣長沙。其時，剿匪的戰事，在華北及東北進行，湖南尚屬安定，使我得以有幸進修。家兄服役關外，（中央軍校成都總校十五期畢業）屬鄭洞國部，使我自然的關切戰況與時局。由於我曾在校內及校際間所舉行的論文比賽、演講比賽，屢次得獎，在校內頗為突出，曾被選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區隊長，學生自治會主席等職務。記得一次參加縣黨部主辦的演講比賽，獲第一名，獎品之中，有一冊《偉大的蔣主席》畫傳，是國防部新聞局編印的;在光榮的喜悅中，使我對領袖遙遙的具有親摯的情感。以後，我曾多次不揣冒昧，上書佈露一個年輕國民的熱忱。三十七年的冬天，有山東煙台流亡學生一批，長途跋涉過境，率領者為趙蘭坪及鄒鑑先生。由我發動湘鄉的中學，組織接待委員會，對他們安慰鼓勵。我們自己同學讓出寢室，使流亡同學睡床位，我們搬到課室地板上鋪陳稻草的臨時位置去睡，同時在同學間募集銀元相贈。這項真誠的同胞愛，使他們受到很大的感動。前煙台市參議長鄒鑑先生其後曾來函向我道謝，謂：“蔽校南遷，迭荷協助，曷勝感激！.......來日方長，仍盼時免流亡。“以後，當我自己也流亡時，於香港曾偶遇煙台流亡同學，相談之下，彼謂所經地方，以湘鄉最為招待熱烈。
湖南一直到三十八年春，才感受到變亂的直接影響，左傾份子開始製造學潮，教員中也有潛伏的共黨份子。我曾向當地縣長鄭遠進言，彼為蘇北人，堅決反共。而其時湘省主席程潛，態度曖昧，倡“自保自救”之說，鄭縣長不久亦去職。湖南陷落後，由於以往之表現，被目為“死頑固”，不能安身而往長沙，寄居親戚家。這時，我閉門看克耶夫琴柯著的《我選擇自由》，對共黨統治的惡毒陰險，獲得認識。街頭秧歌隊的醜態，使我憤恨！共黨的第四野戰軍，以馬拉大車入市，看來殊非精銳，而其軍中有不少前國軍士兵，皆心懷二志者。我覺得共黨既曾滲入我政府區活動破壞，我又何賞不可以潛入其內部從事組織分化？將來配合接應國軍反攻。林彪部在長沙以“革命大學”、“軍政大學”、“軍需學校”等名義，大舉從事吸收青年。我決意打進共黨內部以謀反抗。共黨對所有報名的人，來者不拒，全部收容。故此，入學的人形形色色，無所不包，真是三教九流。有人嘲笑說這樣也配稱大學？共黨幹部解釋說：“大家來學，就是叫做大學。“”軍政大學“分三個總隊。一、二總隊是社會青年，第三總隊則是前第一兵團的軍官，他們集中在株洲受訓。第一總隊隊址在長沙岳麓山，第二總隊則在南嶽。我們在十二月間開學，幾星期根本是無所事事，讀報紙、座談，還可以到南嶽街上去閒蕩。但以後”正式學習“開始後，每日聽大課、討論、生活檢討、集體扭秧歌，由晨至晚，皆無片刻空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運動，所謂“過封建關”，“建立革命觀點”等，使人緊張恐怖。在那種環境之下，我覺得無法實現當初的計劃。雖然我在幾個月中，也交結了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成立“自由中國青年聯盟”，宣誓“信奉三民主義，效忠國家領袖”，但同志間有者逃亡，有者被改編離散，難以發展;尋且被發覺，被稱為“反革命份子”，“國特”，而遭受到酷烈的鬥爭。要我脫去衣服，謂“不配穿人民的衣服！“被強迫跪伏毛匪相前，謂“向毛主席低頭認罪”。共匪政委在大會上說“這傢伙反動成性，自以為年紀輕、聰明、能力強、膽大妄為，想和人民作對到底！”是時我為十八歲。也許是我的年齡救了我，沒有像在“鬥爭會”中有人提議的“活埋”、“送人民法院”，而祗是被判“無發言權”，“從勞動中表現悔悟”。
在過端午節的那一天，記得是陽曆六月十九日，我終於逃亡，決定向台灣出走。關於共匪“華中軍政大學”後改為“中南軍政大學”的內部情形，以及我的見聞，在我出走成功，到達香港之後，曾撰一長文，送投香港時報，未獲刊載，改投美國新聞處主辦之《今日美國》，經採用分兩期連載，以萬鈞為筆名，標題為《赤色煉獄回憶》，登於第四十八期及四十九期。我到達香港之日，為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十日。自茲開始香港九年之流亡歲月。
三.海外流亡
自文錦渡為“黃牛黨”所帶引而人英界後，舉目無親，生活至為困頓，然重獲自由，衷心至為興奮。一再上書政府有關部門，附以自傳，請求准予人台。四十年，曾獲國防部總政治部之覆函：“一. 奉交下同志函一件 請派工作 二.本部格於不得引用新進人員之規定，無法延攬，特覆。“其後雖屢為陳情呼籲，然皆不得其門而入。生活迫人，瞻念前途，須先謀生存而後始克有發展。經英人相助，於四十年特准加入警務處工作，受訓後，於總部任無線電報務員，迄四十六年自動辭職退出。此舉原為過渡性質，本心所願者，厥為赴台灣以身心獻國，致力反共大業。故於生活安頓後，仍繼續向政府申請。在此期間，曾有多個機構，如”中央改造委員會“、”青年救國團“，”中央黨部“等，派人前來連絡接觸，謂報國無分地區，在港安心工作，俟適當時機，當保送人台進“三軍官校“，”政治大學“受訓云，然迄未能成為事實。困居英殖民地，耳聞目見，皆使血性之士悲憤抑鬱。青春消失迅疾，當初自祖國大陸冒生命之危而逃亡，乃冀有所作為，而非以一己之衣食謀;而理想與事實間，相去之距離日益遙遠，衷心至感痛切！“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聖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必得亟宜進行自我為之的創造，乃毅然求拔脫，不顧來日生活之困厄，自修後進新亞書院求學。我覺得經濟學說，影響於社會制度者至巨，如馬克斯主義，竟使天下蒼生受禍，遂選修經濟科。在殖民地政府任事時，曾於一九五六年（四十五年），應沙朥、越華民政務司之邀，前赴南洋作短期考察當地華人左傾情形，彼深知我致力反共，擬邀留任事，但當地情形特殊，英人有意挑動種族之互相仇視，如在華人與馬來人及達耶克土人之間傳播是非，藉以達成其陰謀，我實不願受人利用，為其工具，旋返香港。
在新亞求學期間，獲美國雅禮在華協會之助學金，得遂苦學之志。我一向對德國深具好感，認為彼邦今日處境，有似我國，亦蒙共祸;彼民族性剛強勇毅，有足資借鏡者，乃立意赴德國留學。新亞校歌中，曾有句為“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艱險我奮進，困苦我多情，千斤担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此適足以作為我精神之寫照。於極力掙扎奮鬥中，“有志者事竟成”，奇蹟終於出現！全憑堅毅不拔之精神，創造出新的境界，實現了到德國去求深造的願望。當我坐在飛機上，俯視香港逐漸消隱於海洋中時，幾疑為在幻境。九年香港棲留，歷經無數的磨折打擊，我沒有倒下去，却更穩健的立起，這完全是精神的力量。在此，我也得感謝一些慧眼識我的異國友人，他們結納我於流落困頓之際，無所希求，而慷慨仁義，予我以支持。如在南嶽之美國牧師蘇遠益，贈以路費，使我能離開匪穴;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威尔遜，具函向德領館作形式上之經濟保證，始獲入境簽證;海事處官員柯特尼，見到南華早報上我所刊出的啓事，“一中國學生，赴德尚欠旅費美金兩百元”。雖陌不相識，而立即付以該款;崇基學院芮陶庵教授，代墊機票一部分，使我終於得以成行。來德後，身受德國教授及社會人士之照顧，使我能安頓而進入大學，此項同情了解及人性的存在發揚，祗有在自由的世界方始可能！具有志節不甘自棄者，畢竟受人尊重，願予扶持，這也給予我內心以極大的慰安。
在德國今已七年於茲，初期學德文，至四十九年冬始註冊人法蘭克福大學，研習國民經濟。刻畢業論文《台灣農業成長對經濟發展之貢獻》，已獲通過。鑒以此間對台灣之進步繁榮，殊無認識，故特以該文，對台灣情形作一有系統之綜結報導，俾利於德國學術界對此問題之參考。明春擬報名參加總考，如能順利成功，則可結束德國大學之學業階段。居此期間，曾於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德國之音廣播電台、德意志銀行、等處，擔任過臨時性的職務，藉獲生活補助之資。同時，盡一己能力之所及，向外間講述中國大陸共匪暴政下人民之慘況，以及我自由中國在台灣之長足進步，並隨時隨地，與共匪職業學生周旋，予以打擊。年前，共匪“百人劇團”來此進行統戰活動，實難坐視，乃結合德國大學生十餘人，進行反共示威，散發傳單，頗獲彼邦人士重視;德通社首先發出電訊，中央社復為文向國內詳為報導，我孤軍奮戰之經過，遂為政府獲悉而予以嘉勉。政府諸首長如教育部黃季陸部長、僑委會高信委員長，中央黨部馬樹禮主任、張寶樹主任等，皆有函電來，予我精神上以鼓勵，我不再感覺得孤單和被遺棄。十餘年來流亡異域，此心此志，終獲了解，衷心至為快慰！昔讀蘇武羈留匈奴達十九年，史家記之曰：“始以疆壯出，及還鬚髮盡白”之事蹟，每為感泣。我出身楚地鄉間，少年時豪情萬端，立意效法先賢，自拔於流俗，因能擇善固執，鍥而不捨;我不敢以海外蘇武自況，但是，我對於國家領袖的熱愛，從未動搖移易。客歲黃杰主席過境，知我苦學求進，即席贈我美金兩百元助學，領受後感念難忘;我與彼並無私誼，因知之，其所以出此者，乃係傳達我祖國及政府關切愛護之德意。
本年春間，在此與德籍同學李萍女士結婚，我等相識逾五年;彼文學院畢業後，經文化部分發，任教於此間一公立中學，彼對中國文化景仰孺慕，深願於日後能為中國盡力。
茲承戴安國先生之命，囑書一自傳，簡述既往經歷，遂草此以呈。十七年來日記，凡數百萬字，對動亂中之一己見聞体受，記述至為詳盡，此自傳殆擇其要者言之。
附陳者，大陸陷落時，家已破亡;父遭農會押扣看管，兄於東北戰役後失踪，姊妹凡四人，各奔一方，自謀生路;家中僅老母及嫂劉氏（彼為劉宮保之孫女）而已，彼等無勞動能力，或難倖存，已十六年未相存問矣！
陳嘉遠（永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