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习“老三篇”
所谓“老三篇”是指毛选中的《纪念白求恩》（1939/12/21）、《为人民服务》（1944/9/8）和《愚公移山》（1945/6/11）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究竟是毛亲笔所写，还是他的秘书写好之后，经毛本人审定，还需要考证。因为网上曾有人对毛选中的文章做过介绍，指出其中许多篇章是他人执笔写作，而以毛的名义发表。
话说学习“老三篇”，如同“早请示”和“晚汇报”一样，也是上级领导给五七干校学员规定的必修课。
每天早饭后，文革初期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去茶园劳动，我们这些所谓“五七战士”的任务不是劳动，而是集中学习“老三篇”。
干校没有教室和课堂，学习地点就是大家睡觉的大工棚门前，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马扎小凳上。如果遇到雨天，大家就坐在工棚里的木板床上。当时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毛选的精装袖珍合订本，这种袖珍合订本比一般书要小，但所用的纸张非常薄，能够把毛选四卷的内容全部收进去，印刷和装订质量也非常高。这种合订本用的是红色塑料封皮，十分精美，而且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携带。当时为了搞个人崇拜，在国家经济状况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印制毛泽东著作方面却不惜血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学习方法是先集体阅读 ，大家打开毛选翻到老三篇，齐声朗读。集体朗读结束以后，主持大家学习的京剧团副团长刘瑞亭就询问，谁来背诵？按领导要求，老三篇不仅天天读，而且要求每个人都会背。能把老三篇背下来，就算完成任务。四连的五七战士都是文化人，多数人背功都没问题，经过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有将近一半人能够当众把老三篇背下来。
我想，学习老三篇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及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生观，学习愚公那种坚忍不拔实干精神。但在学习方法上应该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文章中一些感到不太清楚的地方，进行讨论，这样才会印象深刻。现在这种和尚念经式的集体朗读和死记硬背，莫非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和走过场吗？
具体来说，在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时，我就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如“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其次，“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回事吗？第三，文章中要求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什么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是“ 低级趣味”？
还有，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吗？五七年一些高校右派的发言材料曾经印成书，我看其中很多高校师生不是为个人得失而是为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的。另外，59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他也不是为个人说话，而是为了改进工作，为什么把彭德怀和支持他意见的人都打成“反党集团”？
还有，在《愚公移山》里，愚公为什么不采用绕山修路的办法？而非要挖山不止？并且用子子孙孙若干代人的精力来干这件事？智叟的意见难道没有可取之处？……
面对这些问题，我当时很想找人进行交流。但心里也清楚，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中，如果提出这些问题来，弄不好就会说你怀疑毛泽东思想，是为右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这些问题一直埋在心里。
一天，晚饭后魏然和我一起散步，我们两个人沿着乡间小路边走边聊。魏然虽然也是从部队下来的转业干部，共产党员，他曾经在省黔剧团当过团长，现在是省文化局创作室的负责人，但他和省文化局的那些中层干部截然不同，他属于另类。在和他接触中，他既不板面孔，也不打官腔，而且没有一点县团级领导的架子。相反，他说话随和，性格活泼，还喜欢开玩笑。他妻子是舞蹈演员，已经离异，单身一人。
在人们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他则选择当逍遥派——开会他只用耳朵听，从不发言；会后他喜欢找些树根搞雕塑或者到城外找些石头，雕成假山……另外，他也喜欢和我们这批新分到来的大学毕业生一起聊天谈心。
最使我对魏然有一种亲近感的是，他知道我年近三十还没有女朋友，曾经带我到黔剧团去玩，把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演员介绍给我。虽然，我和那位女演员缘分不够，没有好成，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感激他，觉得在穷乡僻壤的贵州，他是省文化局里唯一可以讲心里话的人。
我鼓了鼓勇气，对魏然说，最近在学习老三篇中，我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于是我就把上面那些问题讲出来……
老魏见我正儿八经地要向他提了问题，就停住脚步，双眼注视着我，准备倾听。我便把学习老三篇中产生的上面那几个问题讲出来，老魏听我讲完，目光由专注变成奇怪，好像在瞅一个陌生人。
他说，没想到你读书读得会呆成这样子！现在大家学习老三篇，你就跟着学，要求背诵，你就背诵；你咬文嚼字，钻牛角尖，胡思乱想，你这些想法如果让那些投机分子听到，你不是要犯大错误，倒大霉吗？
我说，将来要搞文艺创作，要塑造先进人物，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应该认真。
魏然听了，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没有看清形势。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是什么状况，你我能知道吗？又说，你现在不是有女朋友了吗？目前你要考虑的实际问题是，结婚住在什么地方？怎么安家等等……至于我们将来干什么工作，搞不搞文艺创作，暂时就没必要去考虑那么多了……
魏然说完，就不再讲话。
三、开展“忆比查”
什么是“忆比查”？人们可能都不太清楚。实际上，它是回忆、比照和检查的缩写。回忆，就是每个人要交代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开始，直到目前；比照，就是和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先进人物比，看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有哪些不足之处；检查，就是对自己存在问题的产生查找根源，再找出克服自己缺点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
这个“忆比查”活动，究竟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外地的经验，或者是贵州自己发明的土办法，我不清楚；但我后来知道，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写自传，党组织从每个人写的自传中可以发现问题线索，然后要求进一步交代某一段经历，或某个问题。有时通过反复交代的材料加以对照，也容易发现问题。
现在搞“忆比查”，估计是汲取延安整风审查干部的经验，要求每个人要当众向全连讲或念自己的“忆比查”发言稿，并有专人记录。看来，“忆比查”是在新形势下，对五七干校所有学员进行群众性审查和思想改造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忆比查”中，印象中比较深的是省京剧团刘瑞亭的发言。他说，他是穷孩子出身，从小被人歧视瞧不起，他说了一句很不雅的脏话，意思是别人说他不是好种，参军入伍以后，自己努力学文化，争取进步，入了党，提了干，来到贵州，转业到省京剧团，当了副团长，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和别人比待遇，比权利的大小，比享受，直到64年开展四清运动，才发现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忘了本。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造反派揪出来进行批斗，开始想不通，有抵触，现在渐渐清醒过来，是党和毛主席及时挽救了自己。今后一定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像雷锋那样立场坚定不忘本；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负责，努力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革命事业像愚公那样坚持不懈……
刘瑞亭的“忆比查”发言，大家听了，沉默了一会，因为对他在省京剧团的表现，大家都不太了解。大家知道的是，省京剧团的造反派在运动初期闹得很凶，在北京来的南下串联队红卫兵的唆使下，批斗走资派和所谓牛鬼蛇神时，拳打脚踢，非常野蛮，而且把女团长周钧剃了阴阳头，拉着游街示众。总之，当时省京剧团的造反派在整个省文化系统被说成“革命小将造反精神强”，有些名气。刘瑞亭作为副团长究竟受到怎样的冲击，他没讲。他似乎对能够逃过这一劫，很快被解放，成为“五七战士”，感到很幸运。
由于大家对刘瑞亭不够了解，所以对他的“忆比查”发言，也只能表个态，说他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检查认识深刻，努力方向明确。
第二个做“忆比查”发言的，是省歌舞团副团长吴保安。他身材适中，在部队文工团是个舞蹈演员，转业到省歌舞团以后，具体负责舞蹈队的工作。和刘瑞亭一样，省歌舞团也是团长打成“走资派”，由于他不是主要负责人，加上历史清白，没什么问题，很快得到解放。他的“忆比查”发言 ，也顺利通过。
在我的“忆比查”发言后，就遇到了麻烦：有人说，你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应该肯定，但从你的发言里，感到你对富农家庭的反动本质认识还是不够，说明你仍然需要继续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夏桂馨（化名）见有人开始向我发难，马上跟着愤怒地质问我——你在造反派办的小报上写文章，说我运动初期打起“出身好的破旗”，莫非你出身不好就是红旗？！你这是不是利用造反的机会，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你这是不是攻击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夏桂馨是贵州大学音乐系手风琴专业毕业，与我同年分到省文化局乌兰牧骑工作队。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天生是红卫兵性格，敢冲、敢闯，什么都敢干。
对夏桂馨的发言，我的辩解是，文章是经过“117战斗队”讨论，内容和材料都是战斗队里的同志提供的，发表时用的笔名是“谔未残”，我仅仅是执笔者，因此，有问题或有错误，不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其次，文章原文写的是“打起所谓‘出身好’的破旗”，其中包含有对‘出身好’的质疑。但下面的情况，我没有透露，即熟悉他情况的人说，他父亲是反动道会一贯道的信徒，所以，也算不上是真正出身好。
在场的其他人没有再说什么，“忆比查”我算勉强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