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的去世，是鲁迅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家道从此败落，冥冥之中的鲁迅，不知对此该做何想？
周家不能再住原来的用鲁迅的稿费，买来的位于北京的那个独家大院儿了，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搬到了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地方，
这事儿有点奇怪，鲁迅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更不是国民党的官吏。他的家是鲁迅用自己的稿费购买的，这所宅子是他辛勤耕耘的劳动收入，为什么不能不再是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周令飞1953年生于北京，鲁迅先生的长孙，1969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参军，并在部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高炮某部当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书社任职。部队大熔炉的历练，特别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形势，让周令飞逐渐觉醒。在他的身上，“鲁迅的基因”爆发了。
他开始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像鲁迅一样，用犀利的语言和文笔，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思考，
周令飞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即使今天读来也是掷地有声，入木三分！他说，“今天的‘指令’转眼之间就作废了，明天的‘原则’后天又变成狗屁不如的废话，这种翻来翻去的变化，使得人民多少都有点‘神经质’。无论什么事情，人们都习惯考虑前因后果，计算利弊得失。谈话时谨小慎微，‘坦然相见’肝胆相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980年，27岁的周令飞和他的爷爷鲁迅一样，去日本出国深造。不过他学的不是医学，而是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
回忆这段时光，周令飞写道，在日本留学时，他发现，与台湾同学相处要容易很多，不必高具戒心，精神上觉得放松许多。
他为此感到痛心。“中华民族原是朴直而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原是亲切而和善的，十年文革，使人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人敢于轻易相信对方。”。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朴直单纯变为复杂猜忌的情势，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是“深入民族灵魂的伤痕”，只怕几代人都无法医好。而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中国人民最深的苦痛，也给后人留下最惨的教训。
周令飞还认为，如果祖父鲁迅活到今天，会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不得而知。
改变周令飞命运的重大事件，是他在日本求学期间，爱上了他的同学，一个美丽的台湾姑娘。
周令飞是80年代初最早的“涉外婚姻”的当事人之一。说这是涉外婚姻，是否有点勉强？他择偶的对象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位台湾姑娘。
这本来是一件既很平常又很正常的事，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被扣上了“投敌叛逃”的帽子！
1970年代末，国家准许自费出国留学。他和妹妹周宁申请赴日留学。申请报告交上去以后，有关部门最初不批准，后同意“公派自费”，即他的出国是由公家派遣，费用自己筹集。
从此，他们兄妹进入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行列。周令飞到日本以后，最初感到学业紧张。十年文革让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伸出援手，帮他补课。每每补课到深夜、黎明，同窗之情，耳鬓厮磨，日久生情，执子之手，对天发誓，非子不嫁，非汝不娶！海枯石烂，此心不改。
青年男女，因求学而相爱，本是一段浪漫美谈。可惜当时海峡两岸，刀枪相见，水火不容！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在海峡两岸上演，它的主角是，周令飞和张纯华。
对于鲁迅的评价，两岸评价存在尖锐的对立：一边奉为头等圣人，一边视为文化异端。
宝岛姑娘张纯华爱上了鲁迅长孙，引起了台湾官方的注意。张纯华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商人，迫于压力把女儿从日本召回。重压之下，女儿口头保证离开周令飞，重返日本后，一对情侣，难割难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无论什么力量，无论什么样的狂风暴雨，都不能把这对鸳鸯打散！
为了心爱的姑娘，周令飞公开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事与我父母无涉。”
一对情侣，终成伉俪！走进了甜蜜的婚姻的殿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双宿双飞，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的妹妹周宁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则消息如遭雷殛，打电话向父亲周海婴、母亲马新云报告。
这原本是一件私人到无法再私人的私事，男婚女嫁与政治何干？可在那个年代，却被强加上了可怕的政治因素。父母马上向广电部领导汇报，又向主管留学的国家教委汇报，还向熟悉的老首长主管台海关系的廖承志汇报。最初廖公以为婚礼在香港举办，说了几句宽心话。但周张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周海婴夫妇遭遇了巨大政治压力。
周令飞的婚姻被加上了强烈的政治因素，说张纯华是“受过长期培训的女特务”，“经验老到”，惯于施用“美人计”，已经勾引过多名大陆男子“投奔台湾”。
广电部长吴冷西找周海婴谈话，严厉训斥：“周令飞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叛逆行为？政治影响极坏，你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并让他马上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还向他宣布三条纪律：一、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二、表示已经和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三、暂不出国。
本来周海婴公务繁忙，需要阅读的文件很多，需要参加的会议也不少，此后文件不再交他处理，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也有名无实。他向徐崇华副部长要求工作，徐副部长表示爱莫能助，说：“你就看看书，休息休息吧。”
他原是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出事后资格也被取消，只保留人大代表资格。马新云是中学外语教师。当时新学期刚刚开始，学校突然通知她说，学生不欢迎你讲课，让她去图书馆上班。马新云不接受，于是提出到外语学院进修。校方作出了妥协，从1983年到1986年，她前后四年没上讲台。
周令飞在台湾结婚后，曾将结婚照托经商的朋友捎到北京。台湾商人把照片放在饭店大堂服务台，打电话请周海婴夫妇去取。周海婴想到“组织纪律”，赶忙请示徐副部长，徐沉吟片刻说，让我们研究一下。答复：“照片去不去取由你们自己决定。”
马新云念子心切，说：“我不是党员，我怕啥？我去把它取来！”照片取到，夫妻俩一张张地观看，他们的儿子，美丽的新娘，盛大的婚礼，高朋满座，幸福的婚姻，甜蜜的画面，一幅幅在他们面前展开！
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不能享用人生这种幸福的时刻，而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得不到公公婆婆的祝福，这样的悲喜交集，能不让让父母泪流满面？！
事后，周海婴还是汇报了取照片的事。徐副部长说：“有人认为，这是对你的考验。”周海婴能不心惊肉跳？谁又能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主管人事的郝副部长还找到周海婴谈话，让他写信，把在日本读书的周宁召回，：“万一你的女儿也跑掉了，岂不问题更加严重？”还说，他女儿目前正是一个台湾男子的“目标”！
还是母亲马新云态度坚决。她说：我是党外人士，你们组织的决定对我没有约束力，我是她娘，我不同意她回来！
其实周令飞、张纯华的婚姻完全出于爱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谓“特务”云云，全是无稽之谈。周令飞到台湾后，拒绝了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远离政治，从事商业，进入了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担任协理。后来岳父公司破产倒闭。夫妻二人一度甚为窘困。
后经过多年奋斗，周令飞写成研究舞台艺术的专著在台湾出版，进入台北娱乐界成为节目制作人。张纯华相夫教女，是个，贤妻良母，对远在大陆的公公婆婆，毕恭毕敬。
多年之后，官方终于承认这只是一桩海峡两岸婚姻。先允许周令飞回大陆探亲。廖承志通知周海婴：“你儿子不是叛徒。”周令飞回来时，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宣告叛逃风波烟消云散。
1995年批准周海婴到台湾访问，亲家、公媳、爷孙得以欢聚。周令飞张纯华携一对女儿到上海定居，并到鲁迅墓前祭拜。
回望当年周张婚恋的轩然大波，反应显然过度。一家人的骨肉分离，无妄之灾！周令飞对记者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尽管这段往事已经过去，留下的疤痕也已经平复，可咀嚼这些往事，其中的酸甜苦辣，留味悠长，……
能不能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不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