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厚兰，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同年入党。工作几年，到1961年她又被推荐为“调干保送生”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谭厚兰，农民家庭出身，她个头不高，体态略显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镜，身着旧布衫，给人的印象是生活比较朴素。但她性格则很要强，并且能说会道，喜欢出头露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就“脱颖而出”了。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上面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1966年11月7日，谭厚兰率“井冈山战斗团”的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会后，她亲率200多人从北京出发，直奔山东曲阜造反。到达曲阜后，她立即联合当地造反派组织，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11月15日，在孔府大门前主持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宣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等。
会后，谭厚兰指挥红卫兵分头冲进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红卫兵从孔子和他的门生的塑像肚里纷纷掏出线装的《礼记》、《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或焚烧，或撕毁，或扔在地上践踏，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到处踢来踢去。
11月29日，孔子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孔子的坟被雷管和炸药炸开，黄土四溅。
“衍圣公”，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清末和民国初期的衍圣公孔祥珂及其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也先后被从坟里掘了出来。由于保护得好，尸体还没有腐烂，男女都有，光着身子。红卫兵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每天围观的人络绎不绝。
附近的村民纷纷闯入墓地，疯抢墓里的陪葬品，流传着“一夜挖出一个拖拉机”的说法。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当时从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面积3000多亩、延续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及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10万人聚集在曲阜师范学院操场上，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向毛泽东“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
对孔子学说深怀敬意、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从上海复旦大学解押到掘坟现场，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红卫兵还把一尊高大的孔子塑像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放到一辆大卡车上游街。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高赞非等1962年在济南出席“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学者，被勒令陪着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毛泽东的红卫兵“带着深仇大恨”，砸毁国务院1961年树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共毁坏文物6000多件，烧毁古书27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多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1000多座。
砸烂“孔家店”之后，谭厚兰声名大振，成了一时轰动京城的人物。她以后又在江青指使下，接二连三冲击国家机关，多次组织和挑起武斗，残酷打击北师大的反对派。她的表现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赏识，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师大革委会主任，还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还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谭厚兰搀扶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大报小报上，出尽了风头。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他们五个人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宣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是年9月，被允许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年仅45岁，一生未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