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不同地区呈现着各异的风貌：历史上发展最早的中东，在以色列之外，即使有迪拜这样穷奢极欲的“乐园”，也遮掩不住一片破落衰败；在亚洲其它地区，凡是坚持本国特色的，无不被发展的瓶颈卡得内外交困，貌似焕发青春的中印也被冷眼看出了回光返照的病态；美洲不死不活，就剩下美加在努力支撑；相比之下，除了北欧，西欧的大国----德国则显得稳定、不紧不慢，繁荣而不奢华，文明犹带古朴，是目前地球上许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天堂”，亚非难民的脚步朝向说明了这一点。
德国对世界来说，自有特殊意义。欧洲的支柱是英法德，欧洲的灵魂是德国。
近代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出自德国，为德国赢得“思想家的民族”称号。但是，大师们对“终极（或绝对）真理”的追求，却培植出极端专制的怪胎。其中，祸乱半个地球的纳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至今余毒尚存。
德国对中国人来说，决不限于古堡、山水、博物馆、啤酒、香肠等感官上的刺激，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远较其他国家深刻。马克思主义不用说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从洪堡校长那里接受的教育理念，尤其是包容开放的办学方针，成为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内心检验教育进步与反动的标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青年对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的迷醉让80、90后们很难想象。但是，有几个真正弄懂了大师们的思想精髓？尼采曾经声称没人能看懂他的《札拉图士特拉》。民国时辜鸿铭也曾讽刺胡适等人不懂德文却奢谈哲学，不把真经念歪，倒是怪事。文革后的学子们多是靠转了几手的掺水编译去探索思想宝库，焉有得道之理！玄奘读原本佛经肯定跟看译本者的理解大相径庭，何况，老先生还是亲身走了一遭，那感悟更是无人能及。
我年轻时就曾渴望到德国看一看，首先想看看歌德生活过的地方。拿破仑从俄国败退，匆忙中，路过魏玛，在城门口仍不忘询问“歌德先生好吗？”足见歌德的魅力。而我在插队时读《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开头译者郭沫若的话“少年男女哟，那个不善怀春”，便撩拨得人夜不能寐。其次吸引我的是：习惯于冷静哲学思索的人们是如何瞬间变为狂热邪恶歹徒的。
谁料，太座半途突然反复流鼻血，且每次出血量吓人。于是计划完全改变，每天跑医院，遵医嘱静卧旅馆，不敢妄动。因此，歌德故居、韦伯母校等都放弃了。什么大师的魅力都无法与太座的安危相比。
虽然我知道，在所谓“故居”看到的未必是真实，比如，纳粹时期席勒在魏玛的故居书桌上原本摆放老友哲学家门德尔松的著作被不知不觉中撤掉了，因为门德尔松是犹太人。其它故居中类似的微妙却重要的偷换有多少？欺瞒了多少无知的人们？至少中国人是司空见惯到麻木的。那么，参观故居的意义不能不大打折扣。去了可能会后悔，但没去成，多少还是有些遗憾。
人常说，上帝是公平的。在这次德国行中，上帝对我也不薄。一面打乱了计划，一面却让我直接认识了德国的普通民众。
在德国，仍然看到一拨一拨的华人旅游团，不过，与以往相比，行为举止收敛了许多。另一个新发现是，以前罕见的越南旅游者多起来了，大多不是跟团，而是三五人自由行动。此外，公共场合戴头巾的伊斯兰女人也明显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个别人有街头摆摊乞讨的，多数看起来似乎都是衣食无忧的样子。欧洲人如何与他们相处，将是未来几个世纪都不轻松的话题。弄不好，将直接刺激“新纳粹主义”的膨胀。
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相通之处，纳粹主义往往以社会主义的标签大行其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相继推出了国家补贴廉价旅游的娱乐措施，以惠民的社会主义面貌，喊出“力量来自欢乐”的强国口号。一时，深得民众拥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赢得人心，立功不小。
现在各国政府实际上也都是鼓励民众旅游，但是目的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希特勒的目的，他自己并不掩饰：“我要给予工人们充足的休假，要将一切事项安排好，使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让他们真正休息。我这样要求的原因是，我要让人民拥有强壮的精神力量。只有一个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才能取得真正伟大的政治成就。”希特勒说的“精神力量”是征服世界的野心，“政治成就”是吞并欧洲让世界臣服脚下。那时的德国工人们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们将从休闲中被直接送上战场。希特勒有意采用模糊的“精神力量”的说法，与德国人一贯重视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有关。毫无疑问，让德国人倍感骄傲的思想家与文学家康德、黑格尔以及歌德等一大批精英都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可以促成强大，也可以引导人们走火入魔，这是全球的政府和学者都想把握的兴衰奥秘。
海德堡内卡河北岸山坡上有一条命名为“哲学家之路”的小道，路上有一座手的雕塑，手心写着“今天（思考）哲学了吗？”旁边还立着诗人艾兴多夫的纪念碑，上有文曰：“站在哲学的高度，你就会找到解读世界的符咒！”这样一个有浓厚哲学思索氛围的国度，追求精神力量，自然得就像晴空是蓝色的一样。
不过，今天的德国人是否还在保持思维传统？以前看到有些介绍，说德国人热爱阅读，地铁上多为捧书埋头苦读的人，但是跟我看到的相反，很少有人看书，年轻人则跟其他国家的人差不多，翻看手机的较多。即使在长途火车上，看书的人也寥寥，或使用电脑抓紧工作，或玩手机娱乐。在柏林，只要有阳光，有草地，便有很多人（多为年轻人）或坐或卧于草地上聊天晒太阳，也很少见人席地读书。
在法兰克福，我们借宿于一家民宿，两室一厅单元房，被年轻的主人布置得洁净雅致，墙上悬挂了两块语录牌，其中一块用英文写着：“Life isn’t about finding yourself. Life is about creating yourself.”充满了人生哲理。让人觉得惯于哲学思索的传统，可能还在一些普通德国人心中延续着。
当然，大多数人肯定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高踞象牙塔顶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谈举止才是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
慕尼黑老城，熙熙攘攘的街道。一位银发、长相朴实、六七十岁的老人，气喘吁吁地跨过两个路口赶上我们。他满脸歉意，用生硬的英语结结巴巴地说，先前给我们指路有错：大方向正确，但多说了二三十米。于是他又费力地描述了我们要去地方的路径、走向、距离，并且一再表示道歉。感动得我和太座连连磬折致谢，看着他摆摆手又返身汇入人流，我醒悟他并非顺路，而是专程赶来纠正错误。因此更让我觉得心灵振颤。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也曾遇到过类似情况。刚到美国，有人开车引导我们转几条小街，送上大路。这位老人原来已大体指引明白，仅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误差。若是我，不会赶过几条街专门纠正，更不会有歉疚心。一般人热心指路也没问题，但像这位老人那样，恐怕就绝不可能多见。如果就此下结论说，热心、严谨、认真、负责已经化入了德国人的血液中，大概有以偏概全之嫌。说相当一部分人能达到如此境界，应该接近事实。
清晨，法兰克福街头。太太流鼻血不止，几层厚厚的纸巾已经浸透了。街上看不到行人和车辆，拐过街角，一辆收集垃圾的卡车停在路边，司机正在清理路边垃圾。我向司机询问何处可找到出租车，他听懂了，但不会用英语表达，光用手比划。看我茫然不解，遂放下手头工作，招呼我们上卡车驾驶室，亲自开车跑了五六百米，送到出租车停靠点。我又是连连鞠躬致谢，只恨自己不会说德语“谢谢！”这位豪爽助人的中年工人让我们两个异乡异客在艰难时刻深感温暖。他有维持生计所需的繁重工作任务，本没有照顾外国人的责任，只需指点方向，就可心安理得，何况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却选择了首先用最有效的行动帮助急需援手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善良的品格早就成为他生命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他不可能做出令我们感念终生的善行。生平第一次坐垃圾车，却让我油然生出圣洁温馨之感。谢谢兄弟，好人一生平安！
随机偶遇，街头撞运便能碰上两位好人，可见德国善良人的普遍。当然，和其他国家一样，另类也都很活跃。
似乎法兰克福的风气在我所去过的几个城市中较差。无庸讳言，妻子在此发病，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心情不好，会使人格外敏感起来。坐出租，赶上了乱绕弯子，比别人多收将近一半的的钱还没拉到地方的装傻司机。以后，看到相同貌似南亚人司机的，我们就会婉谢。
在法兰克福闹市中一个看似不设防的商店，正门和旁门大开，人进人出，相当繁忙。我正在查看商品标签，一位青年壮汉从我身边的货架上拿了三包糖果，转身迅速出了旁门。我正诧异为何不去柜台交钱，没过五分钟，有两位警察手持三包糖，从外面进来，悄悄交给了柜台收银员。显然，商店和附近保安机构有监控系统联系，而且效率很高。有严密监控系统，正说明不法分子活动频繁。
去年，我在瑞士日内瓦曾亲身遭遇小偷。见义勇为的黑人小哥说，这都是东欧人干的。东欧人经过社会转型，许多人放不下失落感，又不能及时调整补充知识技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中养成的堕落道德观，不是为非作恶，就是心怀歹毒，对欧洲的社会治安造成了困扰。近年来有发展壮大趋势的“新纳粹主义”，东欧人的推动作用引人注目。
在欧洲旅行，我喜欢乘坐公共交通：火车、汽车、船等，首先是方便，其次是可以近距离接触观察当地人。德国的公共交通除了火车外，汽车基本不查票，至少我没遇到过。一般来讲半数以上的乘客会自觉出示票证，自觉把车票伸进自动检票机。但是也有不少人并无任何举动，其中有多少逃票者，我不敢说，照情理想当然，不会没有。我曾上了一辆公车，乘客都集中在前半部，后半部被四五个染着红绿颜色头发的青年占据。他们各自半躺在座椅上，手举酒瓶，大声说着什么。其他乘客都沉默着，连侧目的表情也没有。我想这几个人就是不买票，大概也没人敢查。傍晚，大街上，手提酒瓶，边走边喝的人不是少数。他们未必是坏人，但这种风气，实不值得纵容。若在美国，警察一定要干涉警告，甚至拘留。
在美国让人感觉温暖贴心的地方往往是提供服务的场所，尤其是医院，护士、医生态度都很温和亲切，举手投足，包括眼神、笑容都透着关心安慰体贴，问候和招呼都是轻声细语，让人闻声便心灵熨贴踏实。也许他们的医疗水准不一定高，但态度绝对挑不出毛病，让人整个身心都感觉舒服适意。他们不会笑靥如花，故意表演，但温润如玉肯定是他们的职业素养。
德国人给我留下印象最糟糕的地方也是医院。
这次后半段行程基本都是奔波于医院与旅馆之间，在举目无亲的地方突发一种莫名原因的病，心情之忐忑不安与渴望妙手回春，不难想象。去医院的路上，一位老者看我太太戴着口罩，撇过来一个鄙夷的眼神，甩出来一句含混不清的英语：“为什么你戴那个？”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仅从表情看，可能是不满有病还来德国，或者嫌娇气过度，明明空气清爽，却遮掩口鼻防范。反正不会是关心。他无礼貌在先，我也没有理睬。擦肩而过，听到的是一个“哼！”
首先去了靠近住所的一家医院，医生说，他无能为力，建议去历史悠久条件优越的一所大学医学院。医学院的门诊医生基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还是实习医生或从住院医晋级不久。诊治水平倒在其次，关键是医生护士的态度普遍缺少人情温度，都像是面无表情，遵循程序，照章处理的机器。急诊医生询问病情后，大概因为当时没有流鼻血，所以只讲了几个注意事项，如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暂停热水洗澡，减少活动等等，开了药，便说可以交钱回家了。刚出门，鼻子突然又流起血来，医生赶紧说，还是去专科门诊看吧。然后开了单子，说了地址。这种情况，在美国一般是由护士用轮椅直接送到地方。然而，看德国的医生护士全没有这种打算，我便问有多远，医生说七八百米吧。我有点惊愕，刚才还叮嘱少活动，现在竟光给个冰袋纱布让病人自己走路过去！在我的要求下，护士才找来了轮椅。那七八百米的路，曲里拐弯不说，沿途还有基建工程。到了楼门口，居然没有供轮椅通行的道路，必须上七八级台阶。更令我吃惊的是护士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说，门诊在一楼，你们自己上去吧。然后转身返回。没有轮椅坡道，我可以理解。护士不把正流鼻血不识德文的外国人亲自护送交给门诊医生，应该属于未尽责。时值下班时间，楼道里空无一人，昏暗的灯光下，找不到电梯，走楼梯上到一层。说是一层，在德国和欧洲一些地方实际上指的是二楼。一层则作为“基层（基本层面）”不在数字排序内。一层依然空寂，光线更加暗淡。由于每个房门都紧闭，没有光亮和声音透出。难道都下班走人了？我有点慌乱地大声发问：“有人吗？”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无人应。我开始敲几排座椅前的两扇门。第一扇门无人应，敲第二扇门时，一位壮硕的护士满脸怒气，从第一扇门出来，一边拍着墙上的一个按钮，一边用德文吼着什么。我指着用浸透鲜血的纱布捂着鼻子的老伴说，急诊急诊！她这才停止发威，招手示意我们进去。等了一会，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出来清洗、检查、治疗，中规中矩，全程交流很少，就像摆弄一个标本。收费并不很贵，急诊那里交了一百欧元，这次是七十欧元。不巧，我们手头只有五十几欧元，门诊不收信用卡和美元，只认欧元。护士忽然大方地说，你们就交五十吧。这一大转变，竟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有拿人家手短的别扭劲。按照规定，柜台护士不能沾手钱财。她要我们等待半个多小时，由专门的保安护送收银人手提小保险箱前来收取。
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又开始流血。再次赶往医院，一见到略显不耐烦的护士，从所住民宿楼群出来打车，遇好心清洁工小哥的感动，几乎被冲击殆尽。一位年轻的男医生，用细金属管探视仪（美国是细软管加摄像镜头，可进入更深，直接在监视屏幕上看到内部情况。这家医院似乎没有这种设备。）查不出原因，他采用塞棉条堵枪眼的方法结束了治疗。然后叮嘱少活动，两天后再来复诊抽出棉条。与护士和前一位女医生相比，这位男医生的手法轻柔一些，也较有耐心回答问题。但与美国医护人员相比，还是欠缺轻语宽慰的温暖、视病人如友的亲近感和多方交流的热情。
四进四出德国医院，总的感觉是美国的医护人员起码在对病人的态度上更让人感觉亲切舒服。德国的则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跟公费医疗时的中国一样。他们对病人也不是冰冷的，漠不关心的，但就是缺少一点“同病相怜”或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的贴心感觉。如果我从未享受过美国的医疗服务，直接从中国来，可能根本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这让人想起尼采说过德国人和中国人有相似天赋。这是称赞，还是贬低？为什么收费低廉与收费高昂所导致的医护态度完全不同？全都怪罪于金钱合适吗？
马克思主义认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准则。
尼采也认为，人类道德观念如善、恶、好、坏都是由阶级分化产生的。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则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另外，道德观还受生理和心理的制约，比如医护人员也是病人，才能真心服伺病人，使之健康，而健康人则办不到。这虽然能解释部分原因，但显然不能解释全部道德观和价值观。
在尼采眼里，德国人不是特别残酷和铁石心肠的民族，也不是特别放荡不羁和得过且过的民族，在造就“思想家的民族”历史进程中，严酷立法和刑罚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倒是可以给世人一些启示，美国较为完备的法律和周密的医疗制度管控，对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显然起了很大作用。人性中有恶的成分，不加管束，不受惩罚，无道德就是社会常态。也许，德国人在亲身体验了纳粹与社会主义的统治后，想法与先贤不一样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