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何罪之有？

「宿命って何？」

「生まれて来たこと。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もな」

             

 

邓文迪，何罪之有？

(蓝色字均可点击)

前阶段又看到有文章批邓文迪了，不是滋味儿。其实我并不喜欢邓文迪，如同我在《散讲跨国婚姻：数据与故事》一文中的一段：想起90年代在日本看了邓文迪、默多克的简单报道（那时还根本不知道邓以前的精彩经历），旁边一位日本朋友（记者）说：我敢打赌，邓文迪的前任以及后任男友都是白人，先是一些社会高层的白人，以后会找年轻无名的白人。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今天，时常自虐找抽的我应该尝试一下如何为她做个小心翼翼的辩护，更何况今天还是建党纪念日，二奶鲜肉文化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持续性扩散性地发展中呢。当然，我也知道，不管是我的喜欢，还是我的不喜欢，以及我下面所谓的辩护，对今天的“读者”都没有什么意义，照文城笑坛上的话讲属于“我家今天伙食不错，又有些吃饱了”。

围绕此事我胡思乱想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会分段而写，你不必一口气读完，也不必每段都读，觉得有些皱眉头了拒读也可能是最佳选择之一，毕竟下面的一二三四五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及逻辑推理，只是一种天马行空以及对众生相的心理猜测，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印象派”，信的人早就信了、不信的人估计永远不会信，至少嘴上永远不会信。另外，我也知道在文学城上游玩的人道德是很高尚的，时间是很宝贵的，800字以上的文章也是肯定不读的。（麻烦，到这里已经550字了）

01  大家都想出去（此节620字）

曾经，我有个朋友，他是90年代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首席翻译。每次朋友碰面，总少不了听他讲各种段子，主要就是他在领馆内见识到的各种奇闻：各年龄段的中国女子如何“不择手段”地找德国对象并获得出国机会。他还提到，他们这些男的对这些事儿一般看过算数，甚至能够理解，但领馆内的中国女工作人员，往往会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我说，这就是自卑。通过这种自卑，本来应该好好想想其源头其起因的；但实际上，更多的，大家往往会把矛头指向那些大胆使用多种手段跳出去的女性，认为她们给中国人丢脸了，给中国女同胞丢脸了，从而把她们评得一钱不值，恨不得上去一个巴掌一口唾沫……这总让我觉得很没必要，也很不公平！

为什么呢？一句话，当你看到非洲草原上，在某个“季节”，成千上万的羚羊斑马牛羚朝着一个方向奔腾时，你会在意其中各个“个体”吗？会去找出其中“一个”来一段不伦不类的赞美或贬损吗？不会的！同理，当我把自己放在宇宙中观察那块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你也可以观察到一个朝东海岸、朝海外的“奔腾”现象，而且这是贯穿于近400年历史中各个时期的，这时我本人就不会在意奔腾的是牛、是羊、是马、还是驴！都无所谓了！

在那德国领事馆，倒是一些德国人把事情看得很淡，对要办签证的人他们都不会做太多的延申思考，也记不住那些人名事件，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张首晟也没什么与众不同，都属于要出去并不想回母国的人；但他们倒会记住《散讲跨国婚姻：数据与故事》中写的那个舅舅C,因为当初只有他是领馆要给他签证，他却不要！

02  近现代史中的一些尴尬事件（此节2100字）

邓文迪走出了国门，许许多多邓文迪们在她之前和之后也都跨出了国门。其中有一些人留恋家乡、割舍不了思念之情；而有一些则成为了离岸爱国者。这种故国情节的背后有没有一种臆想出来的一厢情愿呢？我们来看看近400年“中国”政府对海外侨民的态度和作为。

A，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在呂宋島上針對講華語方言的華人所進行的屠殺行為，分別在1603、1609、1639、1662年約略有四次”。其中第一次1603年的屠杀华侨之后，西班牙人本来以為當時“代表中國的”明朝政府會報復，结果，一份《谕吕宋檄》，“1605年5月底、6月初由中国贸易船队中一名船主带到马尼拉，分交菲律宾总督、马尼拉最高法院和马尼拉大主教”。檄文首先指责殖民当局戕杀华侨万人，但宣布对屠杀万人的殖民者“不忍加诛”，“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然后宣布“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最后只要求殖民当局“可将该岛所有漳、泉遗民子孙，追敛各夷劫去财货，资送还郡”。

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B，1740 Batavia massacre，即1740年荷兰人及当地人在印尼雅加达对华人实施的“红溪惨案”。 “代表中國的”满清朝廷怎么来看待这一事件？乾隆说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满清欲杀之而不能的海外华人，被荷兰人所杀让其非常痛快。有了满清的赞许鼓励，荷兰人越发肆无忌惮，由此也导致了后来维持两年的Java War。

更可一比的是，因为这些事件及其他原因，当时的荷蘭東印度總督Adriaan Valckenier 于1741年“dismissed as Governor-General and recalled to the Netherlands”，途中被起诉并被送回雅加达，而且被直接送进了监狱；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財產沒收。1751年（調查仍在進行時）死於獄中。

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C，柬埔寨“红色”政权时期的华人。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华人大约有60万，然而，在经过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只剩下20万到30万。有趣的是，当时的祖国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当然，“代表中國的”恩来兄是什么都知道的……

再来一遍：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至于1911年发生在更加遥远的墨西哥Torreón massacre事件，我就不写了，读读也难受。但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个早已被打得满地找牙、即将倒台的满清政府，“雇用美国人莱伯斯·威尔夫利为法定代理人来对这场大屠杀进行调查……6月份，他派遣他的伙伴亚瑟·巴西特（Arthur Bassett）去实施调查。同月，清朝政府向墨西哥要求赔偿，要对方为每个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的华人赔偿10万比索（1911年的钱），总计超过了3000万比索。还要求墨西哥政府进行正式的道歉”……似乎中西文化终于“接轨”了！

所有“中国式”的“官方理论”，都可以用“地理/物理”上的“能力不及”来解释。但在我看来，其实以前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中西“国家”理论的不一样，或者说“政府”的起源不一样，也可以说“文化传统”不一样！呵呵。

近400年中，华夏大陆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态度是视之为“贱民”，“弃民”。当灾难降临到个人头上时，他不能期望政府的救助，等待他的将只是灾难。

这些近现代史中不多不少的尴尬场景，无不让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中的几个问题：首先“国家”到底是什么？其次，“国内民众”/“政府”/“出去的人”，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看待并解读的；最后，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产生了“政府有责任救助侨胞”这个概念的？

70、80、以及90年代出来的大陆华人群体中，有多少人的心中曾经有过上述想法，即便是一闪而过的？当然，最近20年的历史演变，也让我们有了如何取得平衡、两边占便宜的不可说出来的小算盘……我们对“现实利益”，都在做着理直气壮而又不可告人的“合理选择”！

我们头脑中的“国家”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活在倒霉的近400年中，我当然会想象曾经的据说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或者更早的春秋人文，但我毕竟很不幸地活在这倒了大血霉的近现代中，心理上存在一个《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不？》以及为什么的“思考”；或者，甚至，你还可以自问：如果是1977年，你获得公派留学德国或美国的机会，你会学成回国吗？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老子不回去了”！

呵呵，千万不要穿越时代到2019年、偷看了房价再做回答哦！

03  个体之命运：谁能救我？（前篇《韩国王女故事》1900字，此节860字）

每次看到华夏群体中各层次的伤心事，我总会想为什么在不同年代会一直上演同类虐心事件？接下来我就会不由自主去和日本比对：日本人的“思考”方法、“转变”方法、男女一心的“统一”特征，还有他们的切腹文化……我知道这种乱串思维有些经不起挑战，但你di知道？不能串连成线的众多“印象”或“点点”，也照样可以形成一幅幅“画面”！我们更加需要具有卓越想象力的思考！

 

其实，到如今，我还会把我们同独立后的韩国做比较，他们似乎更加继承延续了一些日本人的精神特征，而且是主动选择日本作为学习榜样而非华夏体系，当然学得不彻底，所以70-90年代只听说一些他们切手指的事情，没见切腹的。

由此我想到韩国最后一位王女的故事，以及韩国前任大統領朴槿恵的父亲朴正煕救助她的故事，请见上篇：《韩国最后一位王女：德惠翁主》。

不知为什么，每次想到这些，我还会想起无数“周恩来‘保护’谁谁谁的故事”。你觉得这些“保护”是一回事儿吗？恩来他最后救得了几个同胞？是不是觉得历史中能“救中国人”的反倒是外国人更多？？例子还要我去找吗？找出来的案例越多，我们内心就越感伤痛！

文迪很清楚这点，我也很清楚，其实你也很清楚！我们不是常说：“中国人喜欢内斗”吗？对呀，如果那时我有能力有机会直接逮到一个老外老公助我离开那个国家，我就绝不会等待另一个恩来来“保护”我，我也不会麻烦你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才子来救我。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你的她吧，你们互相陪读，一起出国深造，难道这不是你好、她好、大家好吗？干嘛出来了还要骂我？

没有一个好的体系，谁也保护不了谁！谁也不会真的保护谁，那只是“术”而已！当然也请不要逼问我什么是“好的体系”，我也拒绝用“words”回答，因为只要你观察一下，我们大家双脚的运动方向以及对落脚之处的选择已经是一个回答了！

当然，还可用另一种语言模式回答，借用城里一位游仙之言：我出国之事，是没办法的，我想不出去都做不到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是我的命！呵呵，邓姐姐不也是被命中注定、被她的“宿命”牵连吗？我们与文迪同根同命运！

04  最后一棍子（此节910字）

当邓文迪在西方社会混得如鱼得水时，女人们会骂她，也会羡慕她。那男人们呢？作为中国男人，只要有机会，难道不也想找个纯种白人女人？回想一下我们抱有的强烈的“混血儿漂亮”这个概念，是怎么个混法？要知道，世界史中没有几个地区或族群是有这种“观念”的！

好在伴随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华夏男人们似乎也终于等到机会了，虽然比邓文迪整整晚了30年，但毕竟机会降临。有关“洋媳妇”的报道在不断增多，乌克兰俄罗斯年轻女子已是我们某些行业人员可以随意挑选的了。而各类“洋媳妇”的报道中似乎又包含着一个离奇的“等级观念”：越南柬埔寨媳妇“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找不到媳妇的农民们花钱买的；东欧的不如英法德的叫的响亮；如果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或北非裔法国人……哎，心理深处的各种“窝囊与龌龊”啊！！

华夏男人啊，（今天只想质问拷问华夏男人），“老祖宗不努力子孙倒霉”，这是土豆的口头禅。针对华夏史中的千姿百态，土豆向来是把责任归到男人身上的。土豆始终认为文明的主创者是男人，从古至今，从海内到海外。换句话讲是几代几十代男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后代子孙的命运，其中当然包括女人的幸与不幸。

上周六晚，餐桌上我们一家又照样聊了两个多小时，给孩子讲了5组出国华人的故事，不同年代不同年龄及不同方法不同专业不同结果的，其中也包括邓文迪的，最后问孩子对邓的事情怎么想，她说：我不喜欢她的做法，但我也不会去骂她。

对了，忘了对文迪的“小三手段”及其“道德”进行鞭挞谴责了。呵呵，请回头想想莱文斯基事件，当年是谁要被唾沫星子淹没了？明明都知道谁是始作俑者，然而当时是莱文斯基倒了大霉，一蹶不振。大家还不是找软柿子捏吗？同理，在邓文迪和男人们的故事中，那些男人们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应该把脏水都泼到邓文迪身上？还是我们习惯了男人们“换衣服”，而不能容忍女人掌握主动权？

土豆我不喜欢议论男女情事中的错与对，要谈也只用社会心理学而不是所谓的“道德”。呵呵，道德，我哪儿有啊？我哪儿来的道德观啊？我身上没有你们的那种“道德烙印”！但我知道，我是“无印良品”！如果有印，也是你们的牙印！

不写了，我还要出去忙我的恋爱呢！7月去上海恋爱、8月去东京恋爱、还要去香港看望那对夫妻朋友……他们都在等着我呢！

        

        

 

《胡兰成，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