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心目中，高仓健是一个神，高高地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忍不住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二十多年电影，不长也不短。其他演员，如果我们让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们高高兴兴就走了。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过，下午6点左右说“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点要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地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
为什么没回去？出事了？
他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着，默默看我们工作，不打搅。
我们全队上汽车准备走，老爷子远远地给我们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就走了，七十多岁的人，站了三个小时。
工作一天了，让他先回去，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员都会觉得这天经地义，他却觉得他不可以，因为导演还在工作、工作人员还在工作。
青年高仓健
好多这样的小事情，都不是装的，他的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士”。
还有中井贵一，高仓健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当高仓健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地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远远地送他。
高仓健对我也是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下车库，看我的车走，远远地给我鞠躬。我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下车库，在一堆车后面，远远地送我。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三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民工。他说：“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
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有体现。
中年高仓健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他们说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锻造的。高仓健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
他回去以后，东京正下大雪，他又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法事，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经，拴着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的祈愿，高仓健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
这事儿高仓健不让告诉我，是翻译偷偷告诉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不是为了做给你看的。那个和尚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说那个寺庙是最灵的。祈愿完了以后，高仓健给了我一个牌子，我现在还留着，日文写的是：“祝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成功。”
关于他，真是有好多细节。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都互相喜欢，所以就这样对待彼此。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是桥梁，可以沟通人心。
晚年高仓健
还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个大堂酒吧，远处百米外是大堂，但是这个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我跟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有日本人认出他来了，向酒吧门口走过来，距离有四五十米时，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有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悄悄离开。
有一个导演给他拍纪录片，那个导演礼拜天正在家抱着孩子，突然一接电话，听对方说“我是高仓健”，吓得差点把孩子摔了。他放下电话眼泪哗哗的，第二天早上，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说，高仓健给他打电话了。
从很多细节可以发现，高仓健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国宝。因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说是因为支持中国，经常遭到日本媒体批评。
日本有一些人说他对中国电影过于支持，因为我去东京电影节，他六十年都没有走红地毯——他从来不走红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体就说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国的红地毯，他不管。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很爱中国，从骨子里爱中国。
我和别人讨论剧本的时候，尤其古装电影，我们谈一些人物的价值取向的时候，我常常讲一些高仓健的小例子，我说这就是士的情怀。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
我们经常拿高仓健的一些事为例子，讲解人物的动作：他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鲜花。
我们多次接待他，每次问他有什么要求，都是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买一束鲜花回来”。原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知道，是放在他母亲照片前的。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与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温情、很可爱。
他到哪里都先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这种大孝对我们都是传奇，现在我们谁能做到？几十年，真的很让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