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海归 小故事》中提到一位老海归潘良儒，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因同情共产党而被捕，法院判他限期离境，1955年回国。
说潘良儒同情共产党有点冤枉他了。当时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还有另外四名中国同学。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海外留学生的生活费来源中断，潘良儒提议，谁毕业找到工作就分担其他人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潘良儒说到作到，自己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真的赞助了其他同学。不料有一个同学被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指控为共产党，结果潘良儒以后去康乃尔大学读博士落下了“同情共产党”的罪名，被驱逐出境。
他那时已经结婚了，并有两个儿子。妻子坚决不跟他回国，带着大儿子留在美国，潘良儒带着小儿子回到中国。小儿子已经七岁了，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加上与母亲和哥哥的分离，使他从小个性内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十八岁，看到受人尊敬的父亲被当成“美国特务”批斗，自己也被同学们骂作“狗崽子”，精神压力非常大，一时陷入绝望，最后跳楼自杀了。他在美国的哥哥现在是一名医生，潘良儒后来回美国，一直没有勇气和大儿子见面。
虽然多数老海归们文革期间都被扣上“美国特务”的帽子，潘良儒的帽子是因为有恶人告状早早就带上了。这个恶人恰恰是潘良儒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同学，跟潘良儒作对，不接受潘良儒经济上的好意，向联邦调查局反映潘良儒跟共产党有联系。回国后继续作对，向组织上汇报，说潘良儒是美国特务。潘良儒后来才明白，回国后为什么跟钱学森、郭永怀合作得好好的，却把他调出力学研究所，去搞海洋潮汐发电，几年之后又被调去搞大型锅炉的余热利用，理由总是“国家急需”，“党的信任”。原来他“美国特务”的嫌疑因恶人告状一直写在档案里。
1958年，潘良儒和皮肤科医生丁德中结婚。丁德中离过婚，带了一个孩子，和潘良儒又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平静幸福地过了几年。文革开始，潘良儒被游斗，儿子轻生，妻子被劳改，让他心灰意冷，不想活了。幸亏绳子不结实，送医院抢救，让他又戴上了“畏罪自杀”的帽子。
80年代，潘良儒的女儿留学美国，在美国结婚生子。丁德中到美国帮女儿看孩子，后来获得绿卡。潘良儒受到邀请到英国讲学，第二年回到母校康乃尔大学做研究，最后也落脚纽约。两口子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做研究之余到处游玩。年近90岁时，潘良儒突然要回国“发挥余热”，谁都拦不住。丁德中不明白老伴的心思，但也不愿意让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夫妻分离悲剧再次发生，跟着丈夫回去了，住在北京中关村812号楼，受到“常年旅居国外”的侨眷待遇。
他移居美国前曾说中关村的公寓是他的“永久居留地”。回来住了一段时间，身体建康，头脑清醒，只是耳朵有点背。2017年，潘老百岁，性格倔强的他突然又决定去瑞士住。美国留不住他，中国也留不住他，故土不埋白骨，他要息身异国他乡吗？他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复杂的感情纠结，也许“中立国”瑞士才是他真正的安身之地。没有潘老去世的消息，如果老人家还在世，应该102岁了。
去来长是费思寻，绕肠已是怕思家。
知有几多愁思在，诉不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