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我已经有了很多很多钱了，谁都不知道这些钱是我在80年代初开始节衣缩食创业的结果。那时我记得，坐火车从来是硬座，在北京跑业务，馒头就大头菜，可是你们谁都不知道，北京的馒头真的好吃，圆圆的，大大的。也许是那时候年纪轻，肚子饿了吃什么都香，这么多年了，一直回味无穷。在北京舍不得坐出租三轮有时候连公交车也很少坐，凭两条腿去北京的一些机关。总感觉到，那些坐在大机关里的干部朴实，热情。那时候做生意，手上不需要带任何礼物。后来到了80年代后期，我已经有很多很多钱了，比万元户手上要多几百倍的钱。所以那个时候在北京认识了很多人。北京国务院招待所有一所，二所，三所，我常去三所住，对外它是北京首都宾馆，院子挺大，可是吃饭经常在外面吃一碗兰州拉面只需要花4毛钱，牛肉也很多，面条做的也很到位。就在那认识了好几个中央领导和部领导的孩子。有的在中央机关工作从政的，也有的在军队当兵的，还有的是下海经商的。在北京，第一我感觉到真大，大到不可想象，机关真多，多的数不清，干部就不用说了，处级干部就像老百姓一样，师级干部也只是骑自行车上班，副部长也是几个人用一部车。这才使我想到，原来那些干部，做官的跟我的父亲是同一类的人。让我感觉到地方干部，比在北京的干部条件要更好一点。我记得那时请人家办事最大的礼物就是一筐苹果。几乎没有干部愿意跟你到馆子吃饭，有时嘴馋了也只是去政协礼堂附近的小的涮羊肉餐馆吃点涮羊肉，喝点二锅头。经常去北京少不了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了一个人，叫方先生，他的父亲做过我们国家的总理。可是他持有香港护照，据说当时是拿着单程证去香港的，后来就慢慢成为了合作者。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当时新华社驻香港领导的秘书，看来比方先生更有文化，而方先生过去是当兵的。我那个时候有很多钱而他没有钱，从我个人的内心讲，在中国办企业从国外引进项目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从中间配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有很多国内部里，省里，市里的公司都到国外去注册公司，回过头来，再从国外引进项目，资金回国内。这样在国内办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同时可以享受到很多优惠政策，这在当时我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方先生当年还介绍了一个姓唐的香港理事，在南通组织了一个蓝印花布的项目去香港国际时装节参展（我记得是每年的15号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举办），我也随市里的代表团去了香港，我们南通也有家公司在香港叫振南公司。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去了香港我才知道原来方先生的公司在香港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公司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次去香港所有参展人员的费用都是由我公司出的，当时也是看在南通市一个女市长的面子，我们花费了50万人民币成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在这之后才有了跟方先生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