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 18 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文革打响了（12）
【接前】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分，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待续】
文革打响了（13）
【接前】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自保的“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是“叛徒”了，当然不会保叛徒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待续】
文革打响了（14）
【接前】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待续】
文革打响了（15）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
世界各国，利用领导人出访或休假的时机，发动政变的例子极多。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这时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经被打倒了。在赫鲁晓夫度假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背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强迫赫鲁晓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结束，毛泽东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搬掉彭真和陆定一两块绊脚石，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关于《五一六通知》，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跟彭真同乘一架飞机，“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飞机上，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干坐”，什么话都不敢讲，也不能讲。5月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
这次北京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批彭真和陆定一，据李雪峰回忆说：“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彭真是历史上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争吵，吵架就停了。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彭真这次完全不必要跟别人吵架，争辩“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当时彭真硬气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而二个月后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说：“吴晗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借海瑞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经投降了，想用“我第一个喊叫万岁”来提醒大家，他曾经对毛泽东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后软，前倨后恭的态度，并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好感。邱作会回忆当时的事情说：叶剑英开会出来时，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与叶剑英同乘一辆车，邱作会说：“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及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慰冰的事，特别地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待续】
【接前】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强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新社会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陆定一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待续】
【接前】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共作报告，是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出来。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对知识分子“收买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待续】
【接前】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恩怨报复的“记仇”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待续】
【接前】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他还要进一步批判《二月提纲》。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东西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高手。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待续】
【接前】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一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伺机夺权”，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用词，把矛头直指是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群众”也卷入这场斗争里面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作为党内的“机密文件”发下去，发放的范围是“县团级”以上。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精明地声明，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不真实“传闻”，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多有引用，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这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待续】
【接前】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写一两条“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党内得罪不起的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党羽极多，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传闻是摘要如下。【待续】
【接前】【在中央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
时间：1966年5月23日，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去年罗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你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主席也担心。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其实这个传闻是很拙劣的，首先是档案的标号“19660523，中共档案从来没有用“年月日”来编号的。这个所谓《档案》的内容，也是东拼西凑的。编造这份《档案》的人，似乎是想说“洪洞县里没好人”。想说中共高官，各个都想借批判别人来自保。但伪造的历史，毕竟是伪造的。【待续】
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党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一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送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掌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线”权力，不掌握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家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不得已为之。刘少奇尽管得不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分，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采用一个新的对策，他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斗争毫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
5月30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开会讨论，提出主动把《人民日报》的大权交给毛泽东。会后，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立即批示：“同意这样做。”这样毛泽东就轻而易举地把《人民日报》拿到手里。此后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把《人民日报》紧紧攥在手里，再没有让给过别人。
《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北京的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此时毛泽东仍在外地，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是各高官对《五一六通知》进行表态。5月18日，林彪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先声明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先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林彪先声明没有“稿子”，也是告诉大家，这篇讲话他没有跟毛泽东商量过，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林彪的这篇长篇大论讲话，就是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后来批判林彪的时候，把林彪这篇《五一八》讲话又翻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林彪早有搞政变的企图。这应该说是乱扣帽子，林彪真有搞政变的企图，他就不会公开讲了，何必暴露自己呢？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三个部分：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首先，林彪用了大量篇幅讲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语出惊人地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下来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每年平均11次。”
林彪举了一些外国搞政变的具体例子，又举了一些中国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然后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的音译）’。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这段话是林彪这样的武将才能说出来的，掷地有声的话，公然亮出吓人的“杀”。林彪又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就统统付之东流了。”
这里，林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说：毛泽东打倒“彭、陆、罗、杨”的原因，是一个“防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措施”。毛泽东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应该林彪从军人的角度，对毛泽东想法的一种误解。林彪对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后来造成了他与毛泽东的不少“误会”。
同时也由此可见，林彪的思想体系，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相差甚远。早在1949年进城之前，毛泽东就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林彪认为彭真这些人是“拿枪的敌人”。林彪认为，如果不打倒彭真这些人，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拿枪”起来，就要搞武装政变；而毛泽东认为彭真这些人是“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拿枪的敌人”搞武装政变，而是“不拿枪的敌人”搞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从没认为彭真有企图搞武装政变。
林彪是典型的军人思想，迷信武力，这点毛泽东很不欣赏。林彪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巨大差别，也造成毛泽东不可能真正把林彪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在讲了一通“政变经”后，林彪开始讲“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这里林彪主要谈他的“天才论”。林彪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说实话，毛泽东对林彪这个“天才论”，并不是很欣赏，后来两人因为“天才论”引发过一场大斗争。
之后，林彪又批判了一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罗瑞卿和杨尚昆是以前就被打倒的，现在又拿出来继续批判。不过林彪的批判水平不高，没什么亮点。
然后林彪又谈“保持晚节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这里林彪告诉那些“打个人小算盘”的人，要清楚大形势，不要站错了队。最后，林彪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