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回闽南时，和我原来的邻居大姐雨琳（化名）聊天，才知道她的几位老朋友都死了。
雨琳大姐是40后。那是八十年代初期，丈夫因病去世多年，她和60后的儿子住在一起。她在家里的兄弟姐妹是老大，兄弟姐妹朋友多，看到她在家孤独，常常来看望她，也带来不少客人。
她兄弟姐妹的客人大都和是我的同龄人，都在做生意，在社会上混的比我好多了，各个财大气粗，每次来都山珍海味，喝好酒抽好烟。
因为我和雨琳大姐是好邻居，她的朋友也对我都很客气。那时我有抽烟，不过是一般烟，比如红塔山，一包烟要抽两三天。而他家的客人抽的是三五和大前门。每次去她家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请我和他们一起烟酒烟酒，我对酒有天然的抵制情绪，从来不喝酒，偶尔喝点红酒而已。而他们喝的是烈酒，还猜拳行令，有时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有人说做生意很忙，他们却很闲，看来他们钱是很容易赚的，不然不会那么阔绰。我是普通工人，每个月就只有几十块钱，没法和他们比。
我来美国之后，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我回国再见雨琳大姐的时候，她已经70几岁了，身体还不错，儿子已经结婚搬到新城区住，她自己一人住在旧城区。我和她谈起她的那些老朋友，她说：“他们都死了。”我说：“怎么可能呢？”她说，那些人都是酒鬼烟鬼夜游鬼，大吃大喝又熬夜，早死活该！我没有问她细节，反正他们都没有活到65岁就死了。三十几年过去了，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很多有钱的人醉生梦死，也有很多人还沉浸在文革的病痛和回忆中不能自拔。而这两者兼备的也很多，他们用醉生梦死选择遗忘，所以都把身体搞垮了，60岁出头就病死或者醉死，雨琳大姐家里的朋友是属于这一类吗？
不止是她的朋友活不到65岁就死了，三年前我们初中班的同学聚会，大家掰着指头算，吓了一跳。全班50几位同学已经走了11位，大多是在60岁左右就走的，有两个在四五十岁就走了，还有两个是在文革中患了精神病。我们班级这些去世的同学，有个烟瘾是非常大的，一天要抽两三包烟。但是其他的同学呢？很少听说烟鬼酒鬼，为什么也走了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70几岁，但是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身心备受摧残，那些走的人，有多少不是正常死亡的？比如说我们这些知青们，很多人都有过严重的精神疾病，我就看过一篇文章：留守北大荒知青，近百人精神病院渡余生。
也许我们没有精神病，但有抑郁症，只是那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生病而已，我们这一代那些过早离开人间的人，不少就是在文革之后因为工作问题和生活问题，最终被疾病压垮身体的。文革不仅造成我们心灵的创伤，更是肉体的创伤。
最近，有一位老同学和我谈起一位文革的“重伤员”，让我十分惊讶，而且还和我有关。原来，我曾经写过一些文革的纪实文章发在网络上，这位老同学看了之后告诉我，你写的那个突发事件最好删掉。我说，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怎么还不能写？我只是客观地报道文革中的确有这件事，没有指出个人的名字。老同学说，文革的那事件那时是众人皆知，但是不要让现在的孩子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事件中的一位派性组织头头张红兵（化名）还健在，他不想让人们重新提起那件事，影响他的生活。我考虑再三，还是把文章删了。张红兵是老三届高中生，很庆幸他还健在，我希望我的文章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即使文章已经删除。
原来，张红兵回城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他在文革期间是群众组织头头。我们知道，文革的派性组织是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文革之后，不管是哪一派的头头，到头来都被审查，不过是早晚而已。第一批被审查的是革委会成立之前站错队的那一派，革委会成立之后就倒下，站对了队的那一派头头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全被拿下。
不管张红兵是那一派，文革后他是尝尽苦头，回城后一直失业，后来找人说情，才找到工作，但是还要定期向上级做思想汇报。我对老同学说，非常奇怪啊！同样是派性组织的头头，而且是和张红兵同一派的，为什么有的当了大官，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呢？老同学告诉我，也许那就是运气吧。我说，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是一生的，没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即使是现在，文革的阴影也无处不在。令人震痛！
五十年的痛还在，五十年前的故事还是不敢写，这实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我们不写出来，后代人更不会写。为了活在当下，人们选择遗忘，我们只能无语。
最近香港出大事，有市民贴出一张标语 ，令人深思。那是莎士比亚的话：世界败坏不是由于恶人嚣张，而是好人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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