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之女称父亲晚年常说违心话
文｜《小康》记者 苏枫
2010年9月24日，曹禺诞辰100周年。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幼年生活过的天津，故乡湖北潜江，乃至更多地方，都在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人们以不同角度，追忆自己心中的曹禺。
在这众多追忆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女儿万方的。多年来，万方是个常被媒体只贴一个简单标签的女人——剧作大师曹禺的女儿。她在各种场合，被这样单一、反复地介绍，以致人们常常忘记，她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热播电视剧《空镜子》、《走过幸福》等均出自她笔下。
至今，万方家的客厅仍挂着曹禺生前手书的《观沧海》，落款处用细密小楷写着：“晨起为爱女小方子写这首诗，我们父女俩都很喜欢。”
作为女儿，且同样是“写作者”，万方或许是最懂父亲的人。懂他的天生悲观主义，懂他与母亲相知相契的深厚情感，更懂他在晚年灵感干涸“写不出东西”的无奈与痛苦。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
“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那时候也有三十多岁了，但对父亲的念叨完全没有感觉。”万方说，如今距离1996年父亲去世又过了10余年，她才越发理解父亲所说的“梦”的感觉。“就像我家附近有条美食街，夜晚霓虹闪烁，我每次经过这条街，都觉得万物众生仿佛都在一只大碗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真实又虚幻。”
万方对人生的感悟，其实很多都与父亲有关——他的思想、他的性情、他的经历，都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她。万方14岁时，曹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她成了“黑五类”，没资格进教室，只能蹲在台阶上看“毛选”。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批判他是坏人。“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如今回忆往事，万方感慨说：“文革把我父亲彻底打碎了。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时代的轮子滚滚向前，把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碾碎。”万方觉得，像沈从文、钱钟书等老先生，都一样被时代碾碎了。
“文革那几年，大冬天，一帮人就冲进我家里来，说，‘曹禺，跟我们走！’我父亲就必须跟他们走。我们动都不敢动，稍一动弹，红卫兵啪一鞭子就抽过来。”万方对《小康》记者回忆道，“我写过一篇文章《遥远的文革》，觉得好像真是很遥远了，但想想呢，又只有这么几十年。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有一个法国电影《长相思》，故事讲的是，丈夫和妻子曾经感情很好。丈夫被纳粹关进集中营许多年后失忆了，最后终于释放回家。妻子使用各种办法想唤起丈夫的记忆，比如放音乐、跳舞，丈夫似乎也有一些好转，幽暗的生活似又照进一点光亮。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外跑，妻子喊了一声“站住！”丈夫猛得停下，慢慢把双手举了起来。那个瞬间，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营。
电影里丈夫的表现跟曹禺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一朝心灵蒙难，一生难以治愈。
晚年时，曹禺几乎完全不推辞外界活动——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精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他写不出东西，可又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说。
万方记得，有天夜里，她睡在父亲隔壁，曹禺突然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呢！”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1983年春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应邀来华，曹禺特意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时，曹禺拿出好友、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信中这样说——“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莎翁《马克白》(常译法为《麦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黄永玉谨上！”
当年，曹禺让英若诚把这封信一句一字翻译给了阿瑟·米勒听。万方对《小康》记者回忆，“他朋友很多，只有黄永玉会这样直接、严厉地批评他。”
“他当时特别珍惜这封信，有一阵子每天都拿出来看，看了许多许多遍。”万方记得，另外一封对父亲的“批评信”来自巴金。巴金给曹禺的信中写道：“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近些年，万方一直想写一本特殊的书——关于父亲曹禺，并在书中把父母亲的情书放进去。“我有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写给母亲的情书，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曾经让我特别困惑。很多人让我谈父亲，但是在谈到婚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不愿意多说。我母亲当年的身份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挺清楚了，我也一直想突破这个障碍来写这些故事，我现在有点下决心要这样做。我从心里是非常理解父亲的，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他在情感上只有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
曹禺一生中有过三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郑秀，第三任夫人李玉茹，万方的母亲方瑞是第二任夫人。
最近，万方把父母恋爱时候的情书一字一句敲到自己的电脑里。“那些40年代的钢笔字已经快看不出来了。我爸的字真是只有我能认，小极了，写在软软的长条宣纸上，竖着写，像小蚂蚁一样，细细密密的。我打这些字的时候很感慨，我妈妈还是幸福过的。她拥有过那样的爱情。我爸对她就是整个世界。文革的时候，很多夫妻都离婚了。我爸关在牛棚里，我们又都下乡插队了，我妈自己去看我爸。所以，我爸晚年常常对我说，别看你妈妈表面很柔弱，但她心里是很硬的。我最近才忽然想到，这些情书保留下来很不容易，文革的时候都没有烧掉，可见我妈妈是多么珍惜爸爸写给她的只言片语。”
“这之前，我爸跟他第一位夫人郑秀的不合适是众所周知的。吴祖光就说过，我爸当时追求郑秀追晕了头，‘我很奇怪，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但情感问题很难说清。有一次，我爸坐在茶馆里看我妈给他写的信，被第一位夫人看见了，就跟他抢，在茶馆里大闹一场。我爸跟我说过，那之后，他对郑秀的心彻底死了。”万方回忆道。
由于郑秀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已经对郑秀“死心”的曹禺并没能马上离婚。之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成就了曹禺与方瑞的婚姻。早年的周恩来与曹禺都是南开新剧团中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
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南京。曹禺曾经在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没有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又一次提出离婚。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这在当时称得上是一笔巨款，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笔钱，离婚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拔款帮助曹禺解决人生难题。
有史学家认为，如果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后来对于自己作品的否定与改写，乃至此后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的无奈表现，就显得容易理解了。
他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
在中国，曹禺几乎就是话剧的代名词。他最著名的话剧作品《雷雨》写成于23岁，其他几个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写成于中青年时期。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于1910年9月24日。万家宝这个名字来自祖母，象征这个孙子是万家之宝、大吉大利。不幸的是，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三天之后生病身亡。母亲的亡故给曹禺的一生埋下了孤独的伏笔。直到他进入耄耋之年还常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万方说，曹禺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爷爷在宣化做镇守使。城墙上都是荒草，听到号声，他觉得特别凄凉，就会流眼泪。他对人生的悲哀、悲凉非常有感受。他是一个天生非常真诚、痛苦、脆弱的人。”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充满了矛盾。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时，绝望和恐惧就会把他压垮。”
晚年时痛苦的曹禺，其实也有许多欢乐的时刻。万方回忆道：“有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爸爸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戴着耳机听肖邦的钢琴曲，远远看见我走来就大声喊：‘今天特别的好！我在院子里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说着他在轮椅上颠了两颠。他拿下耳机，‘你听听，一定要听听，美妙至极的钢琴，快活哇！’我听了他的钢琴曲，又还给他，帮他把耳机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亮闪闪的，充满期待，‘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好。明天就不知道什么样儿了。’”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快活呀！’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的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1996年，曹禺在经过近十年的住院、经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后离世。去世前，他曾写下这样两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
如今，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万方编剧、曹禺外孙苏蓬执导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上演。万方说，写作这个剧本的灵感，源自自己看到的一首小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今看，这诗似乎也是对曹禺晚年生活的某种映衬。
《有一种毒药》并不是万方第一次尝试话剧写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与父亲朝夕相处，目睹了父亲创作力日渐消逝的痛苦的时候，就写出过一个话剧剧本《谁在敲门》。这是一出两幕话剧，分别表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文革后的被时代扭曲的命运。
万方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个人际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质的悲剧性是注定的：文革中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对知识分子的压力，以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内心给予自己的巨大压迫和由此带来的内心的不自由，是悲剧的根源。
“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在创造力消失后，仍然有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万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把《谁在敲门》搬上舞台。它不商业，不现代，却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只是，这个心愿未被达成。很难讲，这个梦何时能圆。
万方：父亲给我无形压力
有人问过万方，有位名人兼同行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感觉？“以前我一直回答没有。后来我突然明白，其实有。”正是这种压力，让万方在50岁后才敢碰话剧。父亲没写过小说，所以她敢写；父亲没写过影视剧，她也敢写。“因为我爸爸的话剧一直压着我，让我不敢写，直到自己觉得有了足够的写作经验才敢碰。”
最近，万方不仅和儿子联手把自己的话剧作品《有一种毒药》再次推上舞台，同时也完成了小说《纸饭馆》。这部书，万方在心里默默酝酿了八年多。万方想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最后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所携带的东西不一样，但是经历了风吹日晒的自然力驱使，和冥冥之中的内心激励，最后都逐渐流向了一条河床。”
如果把人分成主动型和被动型，《纸饭馆》里的男主人公涂刚就是被动型，被命运推着向前走。女主角尤玲则是少数的主动型，能量无限。
“涂刚身上有很多我周围人的影子，而尤玲更多是我的想象，我很欣赏她。尤玲是一个对爱情有嗜好的女人，她每次的投入都让自己信以为真。但是在她一次次经历之后，爱情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答案。女人真是情感动物，她可以为情感而生，男人不是。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承认，这不光是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就行的，而是要动计谋的。女人为情感而生，男人为野心而生。”
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过，男人根本不适合待在婚姻这种容器里。这也是万方的看法。“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女人可以满足的，而且很多男人是‘喜新不厌旧’。要保证婚姻的可持续，我觉得对女人来说，就是少要求男人情感的投入。情感就这么多，你用掉了，它就越来越少，它不是能够不断产生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