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的故事(2)——解放思想的年代
"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高尔基的这句话，真切地描述了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那一代读书人心目中的位置。
上学的路上，会路过一个新华书店分店，我常常放学后到那里逛，很快就记住了书籍的摆放规律和这个书店进货的固定日子。那时的书店不开架，读者与书架之间，隔着一个玻璃柜台和一条半米宽的售书人员通道。摆放文学书籍的柜台前面，总是挤满人。想要翻看架上的书，先要挤到柜台前面，快速扫描上架的新书，然后“同志，麻烦您拿……给我看看！”。
刚刚改革开放，新书还是有限，我手里的零花钱也很有限。从一个月的早餐零钱中，大约可以省下一块钱，够买一本厚书（500页以上）或两本薄书（200页左右）。现在手边还保存着一本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选 新月集 飞鸟集》，定价0.68元。可惜底页脱落了，不然可以从售书章上看出来购书地点。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路边上有了报亭。阅读《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期刊杂志，我慢慢建立了对作品的欣赏品味。在此之前，现代的中文作家，只是集中阅读过鲁迅和浩然的作品，只知道鲁迅风格和浩然风格。第一次让我体会到文字魅力的，是刊载在《收获》上的＂干校六记＂。在读过太多很有冲击力的“伤痕”文学之后，“干校六记”文笔的平静淡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小说《围城》火了，我才知道原来“干校六记”的作者这么有份量。在《文汇月刊》上读到《棋王》也是类似感觉，似乎在文字中“品”出了独特的味道，以至于后来读《树王》，刚刚读了开头几句，便目光上移去寻找作者名字，看到“阿城”，便舒了一口气：像赢回了自己给自己下的赌注。阅读张洁、张曼菱、张抗抗、张辛欣、蒋子龙、刘心武、刘绍棠、王蒙等作家的小说，我就像走进了点心店：原来有这么多口味的面包点心啊！
上大学时，宿舍里有一位同学有许多文科朋友，假期归来，她总会带些当时流行的小说回来。于是，我们的每个学期总是有和工科课程同步的经典文学读物。比如学《理论力学》的时候我们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朱安党人》，修《材料力学》的时候我们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还有《飘》，修《结构力学》的时候是《双城记》、《远大前程》、和艾勒里奎恩的推理小说——各种“……之谜”。
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世界名著。借书时，先到检索室，像查字典一样，按照书名从卡片柜找到卡片，或者到文科小说分类里找到写有书名的卡片，抄下书号，填写索书单，到服务柜台排队，将索书单交给管理员。管理员用一个大铁夹子把索书单夹在一起，挂在一根通往书库的铁丝上，然后猛挥臂，将大铁夹子推进书库。书库里的馆员根据索书单上的号码到一排排书架找书，找到的书装在篮子里，用另一根铁丝送出来。柜台前围着一群眼巴巴的读者，留神听管理员呼叫自己的名字。 被叫到名字的幸运读者，篮子里是要借的书；也有不幸运的，借的书太热门，白白等半天，篮子里送出来的是写有“已借出”的索书单。书被别人借走了。
我借过一本《精神现象学》，读了几页，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不明白；还借过一本《唐诗……集》，应该是我读的第一本唐诗。这本唐诗集水平不低。开篇是初唐四杰。我才知道，原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啊！“春江花月夜”也收录在内，当时读来觉得意象十分静谧，睡不着时便默默诵读，想象着“月照花林皆似霰”，渐入梦乡。
读研的时候有五个借书证，其中一个可以借文科书。研究生还有个特权，可以进书库选书。便读了《聊斋》《东周列国志》《牛虻》《围城》《居里夫人传》等
那时候的书真的就是精神食粮。大多数的50后60后，尽管年龄相差十多岁，在知识结构和人生观念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都是思想解放、讨论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年代里，读着同一群作家的作品，构筑着或填补着本应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建立的思维体系。我的笔记本上，有《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读后感，也有《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宗教史话》的读书笔记。
说来遗憾，我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是饥饿的年代；等到解放思想了，我进了大学，接受严格的工程学科训练。那时的口号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忙着实现四化，忙着向科学进军。工科大学里，人人都是一头钻进数字和图纸里。为了不至于在社会科学方面太无知，我规定自己每周抽一个下午到阅览室读期刊杂志，每月读一本非专业书籍。可惜，那个时候还是太功利，即使读社科杂志，也多半集中读“科学方法论”一类。知识结构中，缺了历史、美学、人文等，会缺乏对人生的审视、会错失许多发现美的惊喜、会多少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的笨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