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原本计划年三十赶到银庄，观察这个经历了艾滋灾难重创的村庄如何度过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但是道路不通，开始说是因为大雪封闭了高速公路。几乎同时又获悉，已经回到省城的38个工作队，奉命全部返回驻村，等待中央来人。后来才知道，是温家宝总理亲来河南疫区到了上蔡文楼。及至开放道路，已是大年初三。初三我来到白集镇来到银庄村，在这里度过了这一年春节期间之后的时日。走访了驻村工作队、感染者栗老五和他的兄弟们、卫生院院长和住院部的艾滋病人、村主任栗卫华和他的家人。
银庄村第一批驻村工作队
银庄村过年，家家户户包饺子，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平添许多生气。这里那里不时响起鞭炮声，弥散着节日的气氛。只是许多人家门口贴着蓝色、绿色、紫色的对联，见出这个村庄不同寻常的奇异：当地风俗，家有丧事三年内不贴红对联。
驻村工作队住在镇税务所，唯一一位女工作队员姜大姐负责为大家做饭。中原农村的冬季是寒冷的，院子里的水管水龙头裹着厚厚一层秸草，防止上冻。屋里生着煤火炉子取暖，围炉火而坐，与工作队员们聊了好久。
他们说，工作队第一天进村的感觉就像进入“白区”。当时下着雨，地下都是泥水，全村艾滋病人出动，二三十人包围一个工作队员，靠近你身边，口水乱飞，都喷到你身上。工作队进村时下车步行，看到这种情况，镇党委书记说，赶紧上车！住到镇上！一百多艾滋病人也立即赶到镇上，要求见工作队，要选派代表谈判。十几人围上来乱问，口气带着明显的敌意、挑衅和不信任，整整乱了一上午……。这是多年的积怨。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群众情绪基本稳定了。一年的驻村工作，给工作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队长在工作总结中写道：“这一年在我的人生之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年，也是承受巨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
第二天请求队长带我进村。他略一沉吟：“只要你不害怕。”队长年轻干练，办事很沉稳很周到。他说一般不要求工作队员们进村，“我要求不高，把该做的能做的做好，把大家平平安安带来，再平平安安带回去，就是完成了任务。”他自己倒是时常进村，像这次一样，只带着小林。小林是县派工作队员，当地人，熟悉情况了解本地风俗习惯语言也通，“遇上情况还可以保护你。”队长说。我问会有什么情况呢？队长说那难说。他问我：进村坐车还是步行？我说步行。
踏雪步行在通往银庄的乡村公路上，迎面而来赶集的村民跟队长打着招呼，很亲热。“刚遇上的5人中4人是艾滋病。那个高个儿，前一段发病，眼看快不行了，服用了抗病毒药，又过来劲了，看着跟好人一样了。” “那骑摩托车的是建学校领头闹事的人，被抓起来过，现在关系都不错……。” 队长一路走一路跟我介绍。
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空气清新，大地清朗，大家心情很好。银庄距白集镇一二华里，出镇东行，然后南拐。一条新修的柏油路，南北横卧连接着乡村公路和银庄。道路两边栽种整齐的小柏树塔立着，很像列队的哨兵。这是“六个一工程”新修的道路，笔直进村。
来到村委会，一所砖墙围起来的两层楼房，上下七八间，也是“六个一工程”之一。村主任已经等在这里，由他带着我们走村串户，“户家都养有狗”，队长说。
村街上不见人，户家房门紧闭。一些大门洞开的房屋显然无人居住。一处落锁空宅倒是新房，院门旁的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太（泰）山石敢挡。“这些家都没人了。”村主任说。队长阻止了村主任去敲旁边一户关着的大门，说尽量不惊动村民，随意走走看看。这一户新修的门楼，还没有装大门。队长说，就这一家吧，进去看看。村主任走在前面喝住吠叫的狗，一边问谁在家哩？上级领导来看你们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从屋里迎出来，很亲热地说：赶快进屋，这么冷的天！又跟队长说：过年哩，媳妇孩儿们都出去走人家了。进屋，屋里地面比院里凹进去好多，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
这是一个三代六口之家：婆婆、儿媳、三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孙子是最小的，7岁。儿子不在了，死于艾滋病。婆婆80岁了，看上去还硬朗。她还有三个出嫁的女儿，全都死于艾滋病，她的儿女们没有一个逃脱这场灾难。好在儿媳妇孝顺能干，虽然“也带病毒”，这个家现在全凭她“顶梁”。孙子女都听话懂事。大孙女初中毕业打工去了，今年17岁，走那年才14岁。三个小的上学。
——队长对这家情况很了解，向我做着介绍。
三间屋都不大，冲门一间一张床一张小桌，墙上贴满了三好学生奖状。东西两间各一张床，就几乎占满整个房间。平素奶奶睡外间，现在和孙子、媳妇睡西屋，“挤着暖和。”老婆婆说。东屋是女孩儿们住的房间，屋里墙上贴着过期挂历上的明星照片、女孩子手工制作的布艺图案，上面写着：“生命重于泰山”、“随缘”， 传达出主人对人生的认知与态度。临走，队长嘱咐婆婆：叫你媳妇赶紧请人把院门安上，过年了，注意安全。婆婆连声应了，又对我说，工作队没少操俺哩心！脸上流露着真心实意的感激。
相邻一处颇显荒凉的院落，隔着半截土坯院墙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当院插炮捻。村主任说，这一户就剩她一个老奶奶带着几个孙子过。她丈夫不在了，俩儿去年又殇了，相隔不到两个月，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媳妇殇一个走一个。“一下去几口，她脑子受刺激了，人不太’清气’（头脑不清醒），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走进院子，只见一辆没有车轮的大蓬车框，说是当年卖血的儿子留下的遗物，现在谁也不许动，“留给孙子哩。”老人的身后是三间低矮的房屋。我埋头走进去，当门一间胡乱码放着鞭炮，西边里间一张床，东边里间关养着几只小鸡。
“过年哩，三个孙子走姥家去了……”老人说，不安地望着队长。队长说：“小心点，不要做了。”声音不大，但透着威严。老人赶忙应道：“不做啦，不做啦，就冇年前剩下恁些啦，挣几个钱过年给孩儿们交书本费……。”一个一直尾随我们的村童，这时大概以为自己看明白了，突然跑开去，口里喊道：“查炮哩！”
工作队长面色严峻走出院落。一个女人等在路边，一条黑红相间的围巾把头包裹得很严，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她的脸红赤赤地烂着，嘴唇很厚地翻肿着，样子很可怕。“到家看看吧，床上躺着哩。”她嘟囔着说。队长不看她也不作声，就那样神色严峻地径直往前走去。女人跟了一段，折回去了。艾滋病人？我问小林。小林说：是的，不过那脸上是做炮炸伤的。“她两口都是艾滋病，男的发病躺好长时候了，前儿做炮爆炸又伤一伙，快不中了。”村主任补充道。走在旁边的队长一声不响，脸色愈加凝重严峻。
似乎没有发生队长担心的“情况”。但是“遇上的情况”，村庄的情境令人感到压抑难过。大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回程的路上没有了来时的清朗明亮。小林说：村里不少人家做炮（鞭炮）。这也是队长不让大家下村的原因。明知生产烟花爆竹不允许，可这是他们挣钱的一个门路，见了管是不管？出了问题谁负责？工作队来后，实施“六个一工程”，村里硬件明显变化，软件，村民心态，生活的信心变好了一些，但是缺少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能为力。
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批银庄工作队不负使命，改善了官方与民间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老五和他的弟兄们
走在村中泥泞的道路上，两边满眼是贴在门上的紫色或蓝色、绿色的对联，有些没有粘牢，在寒风中飘荡。相比之下，老五家大幅鲜红的新年对联格外惹眼：红纸金字，大门正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字。老五说，过一年少一年，今年买的对子比往年的都大！院子里，老五妻子小美对着墙上的小镜子化妆，说：化妆对皮肤好，我害怕起疙瘩，得了这种病脸上起疙瘩。
我跟老五家人一起包饺子。小美笑说：年三十我俩还说，今年的年是要过了，明年是不是还能过这一天？明年这一天的饺子是不是还吃得上？小美说，我就是好说好笑，得病到现在也没有哭过。
老五说，我卖血跑的地方多了。十几个人结伙一起去卖血，到开封，155医院、医科所、防疫站、前锋4个地方同时卖，从夜里12点就分头排队挂号，4处都挂，轮流卖血，一般化验能有3处合格（可以采血）。有一次在防疫站一天就卖4次，上午下午各2次，6天扎了16针。回家时走杞县、太康、郸城再一路卖血回来，休息半月再去。这样干了将近一年，河南血站我转过来完。项城2个，党校1个，第三粮站1个；杞县夏留村的血站，晚上拉去的，看不见啥样；上蔡县城私人夹道小院里的血站，站长李和单，大门锁着不让旁人进，卖血的锁在里面，一天随便采，我去过七八次，一次两三天，一天2次，每次两袋，每袋800cc，那袋子更大，实际不止800cc，一次50元，都是单采。卖血的钱交给父母攒着，盖了3间房，娶了媳妇，一起干。
于是夫妻俩一起叙说当年抱着吃奶的孩子一起去卖血，夏天带个凉席睡路边，她看住孩子他先去卖，他卖回来看住孩子她再去卖。如今双双感染艾滋病。老五说，初发病不知道什么病，腿疼，风湿病的症状，成夜的疼，疼得哭，受不了。小美说，我发病是喘，胸口憋得透不过气，难受得很。说着说着，小美不笑了。他们说到了死去的亲人：三哥先死，接着是二嫂，二哥是个秃子，二嫂是个残疾，家里穷，二哥领着残疾二嫂卖过4个血。二嫂死罢接着四嫂……。夫妻俩说着说着，声气越来越低，他们13岁的儿子埋头包饺子始终一声不响。“三哥不是最早死的，最早死的是合香。”话头就从家里说到了村里：那时人们发疯一样卖血，有个妇女死在卖血床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卖，早上三四点起床排队献血。县中医院血站开着车来吆喝，喊着说献血光荣！单采血浆治疗贫血对身体好！
有专家专门揭露这是骗人谎言：单采浆回输红血球，血站不用处理每天产生的大量无用的血球，节省大部分开支。血球主要成分是红细胞，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会被破坏代谢掉排出体外，根本不起任何治疗贫血的作用。
“开始卖血感觉挺丢人，后来都卖血，反倒是谁不卖血受讽刺耻笑，说他有病连血都卖不成，他自己也认为别人卖血咱不卖丢人。” 老五说，后来开始发热病死人，有人实在 “受不上去”了，上吊、喝药自杀，全村陷入恐怖……。
请老五带我走访他弟兄们的家，他弟兄6人，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
二哥家。二哥说：孩子他妈不在了，就因为得了这个病，我也有这个病毒。三哥家。三哥已经死去。三嫂说：我当时也去卖血了，卖的不少，也感染病毒了。
四哥家。四哥说：我脸上的疙瘩都是病毒引起的，现在抗病毒药已经吃着，想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孩子妈死罢了，把孩子养大是我的心愿。
老六家。老六指着院子里一辆大篷车说：这是当年拉人卖血的车，最多时候一车能拉20多人。当时跟做生意一样，天天都去。当时还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亲戚邻居都叫着去卖，赚钱好事都干吧！不干不行，那个时候计划生育罚款、农业税，各项征收的钱很多很多，一亩地都要一二百元，小麦都要200多斤！没有小麦就交钱，哪来的钱？像我，一家四五口人只有我自个的一亩多地，你说咋弄？出外打工一天只几块钱。看献血也不错，这不，连拉人带献血，一天收入百十块。没想到会得艾滋病！
老大是当年银庄的村支书，他的家是当年的血站。老大说：那时候上级说，献血光荣有利身体健康，献血是发家致富的门路，我作为党支书我要听上级的。当时群众裢成顺口溜，都说：胳膊一伸两袋二斤，胳膊一蜷五十大元，大街一转啤酒变蛋，一吃一喝啥也不落。就是落了一身病。
白集镇卫生院
白集镇卫生院办公室的墙壁上一张艾滋病疫情分布图，标示出疫情已经波及全镇所有村庄。
事先约好的卫生院院长李学广已经等在这里，他介绍当地疫情基本情况：全镇38个行政村，94个自然村，13694户，63939人。2004年大检测，参检供血员2793人，查出阳性病毒携带者786人，发病474人（至2004年12月）。之前检测过五六次，最高达850—860人。通过村支书、医生回忆未确证死亡人数621人，确证死亡54人。还有一些到外地打工供血员未参检。全县艾滋病人1200多人。周口地区情况严重的还有西华、商水。
本县1998年开始发现艾滋病。那时我在县中医院坐诊，一些患者已露艾滋病症状：腹泄、皮疹、口腔溃疡，危重病人肺部感染，高烧不退，有的全身溃烂。我当时用中医扶正法治疗，有一定疗效。现在可以断定，他们当时已感染艾滋病，但未经检测。对肺部感染的患者，采取中西药结合治疗，开始有效，最终还是衰竭死亡。
那几年上边要求各县建血站，批准办营业执照，办血站一年挣百万、千万。人都“起眼了”，几个人对钱购买离心机、采血床就办起了小型采血点，采集的血经上海、徐州外走。
银庄村支书在自己家开血站，大篷车每天组织群众卖血，所有亲戚“沾光”，周边外村艾滋病死亡都与之有关系，他弟兄几人也都感染发病。
沈丘县血站建于1990年或是1991年，站长龚志宾是县中医院院长，血站开业时，常务副县长剪彩，各乡卫生院都去致贺。血站办了八九年，有编制人员。牵头负责此事的张副县长后来调任周口市教委主任，现在已经死了。1997年或1998年，血站取缔，站长龚志宾进了周口监狱，出狱后县里还任命他卫校校长，群众上告，上边省里下文件，县卫生局才将其免职。龚志宾今年（2005）四十八九岁，有生意头脑，地方上关系不错。他错在不让干了，还暗着干。几千万呐！他与县委书记关系很好，要查，好多事都有关连，就是不查。现在卫生局领导那里也还有他的通讯地址，红白事都通知他参加。他也有许多牢骚苦恼，艾滋病病人找上家里闹、砸门、要钱、讨血债。逢年过节他都躲到郑州置买的宅院去，免职后干脆找不着了。
艾滋病病人，生活医疗条件好的，能比较长久维持生命，条件不好的，比如干活出汗、淋雨受凉、用药条件差，就加速死亡。大滩李的栗学祥是个教师，教课之外偷偷卖血盖房子、供孩子上学，他三四个孩子，家庭负担重。去年发病很危险，我想办法帮他买到特效药双汰芝。卫生厅长刘全喜来时给高发村发过这种药，有病人卖，二百多元一盒。买来给他服用后病情好转，生活上再加强营养，多吃豆类，人又跟好人一样了，现在现身说法服用抗病毒药，很有信心。艾滋病，治疗用药生活营养很重要。
现在问题是，乡镇卫生院工资没有财政拨款，医生收入靠提成，月收入约600-700元。艾滋病人来看病，别的病人就不来了，影响医院收入。现在卫生院外边另外开设艾滋病专科门诊和住院部，每天就诊400多人，住院最多时有20人。医生没有提成每月补助工资300元，收入低。
艾滋病专科门诊和艾滋病住院部，设在镇卫生院旁边的一个小院里。住院部只有一对夫妻，王营村的，其他病号都回家过年了。住院的是妻子，艾滋病并发疱疹、多发性脑瘤。因车祸双腿致残的丈夫照顾她，拄着双拐从病房角落里烧得黑糊糊的锅里盛出一碗黑糊糊的面条，喂她吃饭。
这时值班医生来查房，发现女人后背生了褥疮，碗口大一个洞，淌着脓血，五颜六色。女人开始大声哭号。
男人说：她还是家里的主劳力，一躺到这就啥也不啥了！成天哭，哭得我心里难受。
说着说着，男人和女人一起大哭：这到啥时是尽头呀？把我也占住了，家里还有老父亲80多岁了……。
医生说他：你就别哭了，你一哭更影响她情绪！
男人止住哭声，说，她检测结果出来的早了，头一次在银庄大队，一次在郑州，一直都瞒着我，小孩的舅舅也没告诉我。今年四月她身上起了疱疹，腿疼，身上烂了，在县医院作了脑CT，多发性肿瘤。
——她多发性脑瘤跟艾滋病有没有关系？问医生。
医生：应当有关系。艾滋病就容易引起肿瘤。这时她才承认以前献过血，年前四月份检查才说，就住院到现在。
——当时为什么不说呢？
丈夫：不敢说。她怕对小孩影响不好，成不了媒，知道你有艾滋病别人都不与你在一起，村里人卖血、得艾滋病都是隐秘的，保密。俺那一个村就暴露我们自己一户。
——你们村得艾滋病的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现在都是保密。
——不是都检测了吗？
都出去打工了，他们不承认。
——你们估计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问医生。
答：不好说。
丈夫：她的病要是不发作我也不知道。村里卖血的有不少。
医生：隐瞒的肯定有，有的就是不来检测，通知也不检测。还会有一小部分，不会是大部分了。像她这样是发病才知道的。
丈夫说：医院就剩俺一家了。过年也回不去了，得了这病，子女嫌丢人，庄上人怕传染，都不准俺回家。她也不能回去，孩子都歧视，不让她回去，回去她夜里不停地哭。在这里住院的都一个一个死了，就剩下她了。除非我照顾得好一些，我饭不吃也要喂她，家里还需要她干活呐！现在是说啥也不行了……
说着说着男人又开始痛哭：这大过年哩，家都交给一个80多岁的老头了，农活都是我那老爹干……。
有一高庄村民来为五岁的儿子取药。医疗本照片上的小男孩很可爱。他说：母婴传播，他妈死罢3年了，她卖单采了。我也卖血了，全采，没染上。
——你怎么知道去卖血的？问他。
答：听银庄人说的。
后来知道，住院女人名叫栗秀兰，几天后死在镇卫生院，43岁，娘家银庄栗庄。
果真如院长所说，“银庄是献血基地，周边艾滋病都与之有关系。”
村主任栗卫华家
栗卫华家大门口贴着紫色对联，厨房门上是绿色对联，栗卫华的父亲治病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去年去世。卫华妈非常热情，迎我进屋，然后她烧火做饭，我坐在灶火前跟她说话。
卫华妈说：“我在娘家18岁就加入共产党了，我的老父亲是乡干部，我年轻时候做妇联工作。那时农村大队都有妇联，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这了，孤儿寡母，没爹没娘的孩子可怜得很，我也同情他们，我也顾不了了，俺自己也很难顾及自己了，没办法，到这步了。”
——咱们村里，艾滋病涉及到有多少家？问。
那，太多了，数不清……
——村里有多少家是没有艾滋病病人的？
卫华妈无语。
——得病的多，还是没有得病的多？又问。
卫华妈：得病的多么！
——能占多少？
卫华妈：有病的占个80%。
——80%的家里都有艾滋病病人？
卫华妈：嗯。有的一个，有的两个，现在最多是三个了。咦，死亡的多了，过去一家能有几个的！俺都没有卖过血，咋会得了这个病哩？就是那一年他（丈夫）得胃出血，1998年在县医院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两年才发病，开始说是肺病，瞧不好。查出来艾滋病毒后，俺去县医院查底，说哪一年哪一月下大雪，俺在这输的血。县医院领导说，就这吧，再来瞧病给恁免费。最后瞧了两回，病毒已经发作了，瞧不好了。
我有一个老表在血站当会计，他有知识有文化知道利害，给我说，妹子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叫孩子们来卖血！“俺们家当年忍住忍住没有去卖血，熬过来了”，是村里极少数没有卖血的户。但是就输了一次血，还是感染了艾滋病，“到底没有逃过这一劫！”去年四月间，孩子爸去世了。现在四个孩子都长大了，也没让他享上福。比起家里躺着病人的那些户，俺家还算好的。最惨的是开香一家，他一家都卖血，他两口都走了，三个儿子去了两个，媳妇带着孙子都走了，一家都亡了，三个坟头埋四口。和在老五家一样，卫华妈说着说着从家里说到了村里。
吃罢饭，卫华兄妹四人去给父亲上坟。村头是一片白茫茫的坟地。四个儿女在父亲坟前一字跪下，燃香、烧纸、磕头。大女儿边哭边念叨：爸，给你送钱了，活着时候没钱，死了给你送大钱……。
回家的路上，卫华跟我说“基层工作很难做”：今年工作队进来以后又死了17个人，才过罢年又死了3个。工作队进来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假如没有药物治疗死人还要多。过年乡里每亩地有3毛钱的补助，按人头千分之十照顾，每人只是30块钱。千分之十，我们行政村是2600多口人，按2700口算，总共给了810块钱。按人头平均每个人3毛钱！俺这困难户多，不能公开救济，给这家没给那家不行。我每户按50块钱给他们，30块钱够干什么？顾不了眼前的急用。每户50，就是减少救助的数量，增加钱数，能照顾几个算几个。乡里就给那么一点点，我给哪一个不给哪一个？没法办。暗地里不声张送到“特别困难户”家。栗庄和滩头村各给了8家，按50块钱给，这俩村情况严重，都是特别困难户。
“唉，过一个春节，我家的门坎都被踢破了，也不知道上面给了多少救济，这个要那个要——说实话困难户太多了，救济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