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天涯芦踪（三）
杜导正谈吐。。。
。。。一转眼，赵紫阳同志百年诞辰了。作为他的老下级、老朋友，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说话纪念他，从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他和我岁数相差不大。我们这辈人，经历得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独立思考，要坚持实事求是。纪念他，也是纪念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
我已经96岁了，写东西有困难，但我可以讲。这篇纪念文章就是我讲出来的。。。
。。。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1978年，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四川也搞包产到户。六十年代紫阳在广东清远县就搞了类似的包产到户，我也去过那里。安徽和四川基本上是同时搞的。四川不比安徽落后，四川也不是参考了安徽后才搞的，因为紫阳早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四川的包产到户开始得很早。但现在的宣传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包产到户中，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甚至不提他。事实上四川和安徽是一块起来的。
那段时间，每次谈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推动包产到户这个话题来的。他说：老杜，我们一辈子的努力目标，不就是让老百姓吃上饭吗？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呀！老百姓依然饿肚子。现在，可不能给老百姓的积极性泼冷水啊。。。
。。。我当了署长不久，就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内容基本是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讲话，以及对胡耀邦的批评。我讲了两个钟头，觉得讲得很好，但台下的两百多人反应非常冷淡，我感到莫名其妙。讲完了以后，有三四个人陪我吃了顿饭。我说：我传达的都是邓小平、邓力群的讲话和耀邦的错误嘛。他们就不以为然，他们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时，我才深感中央高层内部的分歧。但紫阳并不跟我说。这是党内的规矩，他说了会影响他的老朋友、老下级。他不方便透露，我又不了解，所以就糊里胡涂地作了那个报告。。。
。。。 谈话中，他还说到胡乔木、邓力群、熊复。他说：小平同志也说，胡、邓在党内是读马列书最多的同志，但“左”，跟不上形势。熊复在涿县会议上的讲话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骨干人物。还提到北京市委的徐惟诚。这个同志在“文革”中很活跃，是姚文元重用的一个笔杆子，这次反自由化，他说了许多话，与“文革”时说的一样。小平同志也说，这几个人左，但老左，阻碍改革。这些人还是要用，但分工要变变。李锡铭要徐惟诚这个市委副书记管意识形态，很不恰当，我已明令让徐惟诚分工管别的，以后管财贸了。
紫阳转而对我们说：“有人反映你们俩跟邓力群、胡乔木跟得紧了，你们对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比较积极，这不好。有人甚至说你们有点整人。”这是老首长对老部下的严厉批评了。我被猛击一掌后，豁然开朗，开始深切反思过往的历史。此后，不仅跟上了紫阳的思路，也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十三大后，紫阳全面开始主持工作。在老人们看来，让他接替胡耀邦，是希望他上来以后，纠正胡耀邦右的思想。但他一上来就干了几件耀邦搞政治民主时想搞而不敢搞的事，而且动作很大。
第一个动作是，把以邓力群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了。这个机构是邓力群“左”的“大本营”，他靠着这个阵地直接控制所有宣传系统。在紫阳之前，耀邦就想解散它，但受到了阻力。紫阳上台没几个月就解散了。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非常恼火，认为他比胡耀邦还右；胡耀邦是右，他是右上加右，他安的是什么心？此外，“五一三讲话”，也激怒了一些人。
第二个动作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意搞政治体制后，他雷厉风行，马上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样一来，老人们就更恼火了。他的处境很艰难。在1988年的时候，他跟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我这个总书记是怎么搞的？我才刚刚当了一年多，还没有搞什么事情，这些老人们对我就这么不高兴，这么不喜欢我。后来我想清楚了，这些老人就是希望我上来后能够纠正耀邦的‘错误’，结果我没有修正，反而发展了他的错误。所以他们不高兴，看来我不是这块材料，总书记不好当了。”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紫阳试图扭转“四二六社论”未成，他多方找老朋友谈话，希望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5月14日，他通知我和萧洪达去他家。当时天安门广场形势异常紧张，他屁股坐不定，电话不断。我的谈话便断断续续。我谈的要点，一是绝对维护邓小平这面旗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二，狠抓反腐败，高干带头。其余来不及谈，便告辞了。
1989年5月17日，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他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紫阳谈话。第一次，他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紫阳又拒绝了。这样，紫阳就被软禁起来，成了“国家的囚徒”。我和他的联系，也中断了。。。
。。。当时，我迫切有一个想法，为党为人民、为历史，紫阳应该有写出自己经历的历史，尤其是他在北京十年的经历。紫阳作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当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几年那种形势下，被告是不能说话的，都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此，他作为当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责任、有权利，讲一讲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去看他两三次后，郑重其事提出建议。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前中纪委副书记萧洪达也在场。后来，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姚锡华也和我们一起劝他写。紫阳同意了，说：好吧，那你们写一个提纲，我来回答。
我让杂志社研究党史的徐庆全草拟了一个提纲，我作了调整和补充，摆出几十个问题，供他参考。紫阳为了准确回忆，曾派秘书去中南海查资料，却被当局拒绝。这对紫阳的内心伤害很大。。。
。。。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再到副总理、总理，一路干上来的。过去他读书不算多，不及胡耀邦。“六四“后有时间了，他开始大量读书，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
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古今中外从无一个完人。紫阳绝不例外。他的想法和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从那以后，每次我想到紫阳，我耳边就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希望这样的日子我能看到。若我真能看到，我一定写封“天堂之书”给紫阳！
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如此紫阳趋近耀邦。。。
赤痴赤孽变本加厉
习地败类倒行逆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