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产生的根源是消耗地球上大量的自养生物也就是植物，推动生态物质的循环和平衡，高等哺乳动物因为四处觅食和躲避危险而导致大脑发达，产生了记忆、掩盖、伪装和想象力（实验证明小白鼠有想象力），作为群居的智慧动物人类来说可以通过脑力和体力劳动改变自身的物理环境（比如盖房子）和社会环境（比如政治制度）。定居后的人类比动物更长久地占据固定的地盘，也就是邦国、国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族”是作战的人群单位，也是城邑居住的单位，“王”负责祭祀和战事。打仗在于保卫领土征服番邦，祭祀在于掌控内部树立权威，“攘外必先安内”是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打造出来的传统。虽然不同文明都有自己信仰的精神需要，但信仰不同会导致意愿不同，思维不同，行为不同，生活习俗也就不同。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中西方有一点是一致的，进步的走向都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努力实践的修为都是重内而不重外，重行而不重言。当代科技就是西方宗教信仰产生的哲学思考后的结果，所以其科研有宗教的虔诚，宗教有科学的情结，Subtle is the Lord上帝很神奇（爱因斯坦）。
如果没有占卜祭祀这样的仪式驱动，人即使是在物质生活有保障了以后仍然不会自发深刻思考。占卜和祭祀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维度，它使人类从此有了精神的力量和思想。基于对信仰的虔诚之心的祭祀产生、强化了众人的集体意识，直接导致政治体制的形成，也启蒙了文明的诞生，甲骨文的造字思路就是最早可寻的政治形式与结构的证据。祭祀的礼仪让政治合法化、规范化、组织化，巫师就是王的直接部下，或者就是王本人。到了西周，开始郡县制，也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两级政府，宗教一直都在为这个政治中心工作，王者则致力打造一个江山万万年，也就有了策论史书典籍。
祭祀之所以能够开启文明，是因为它启蒙了人的精神世界，信仰是人对超世俗超自然存在的无条件相信。人的生命本质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就是蛋白质的组合功能：消化功能、运动功能、繁衍功能等，还有思维功能，动物也可以有思维（猴子有相当复杂的思维），但不可能有思想，人有思想。人的思维在祭祀的时候就表现为整个群体认同的精神诉求，而且是唯一的、彻底的精神诉求，后来中原信仰的内容演化出儒释道，儒家的伦理纲常越来越细致到位的自圆其说，让从天子到庶民的人民礼拜；佛教让人心灵有所寄托看破红尘的悲欢苦乐，並通过修炼达到内心自在；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阴阳八卦辨证圆通彻底释然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疑问。对比其他文明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来说，儒释道都属于无位格神，几近无神论。西方宗教信仰导致政治信仰、哲学信仰、科学信仰。至于信仰创造的文学艺术，则是所有生命活动的流光异彩，与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结伴相随。
人类文明的的界定标准大致有：一，城市意味着定居，人口聚集。人之所以能够聚集，是因为有凝聚力，最早是生存需要，然后是宗教、政治的需要，为了本族群最大和最长远的利益。帮助人们和睦相处的是伦理规范，这一点在西方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法律和民主，在中国是三纲五常；二，城市还意味着城邦建设，包括建筑构架、工艺和建筑艺术；三，金属的使用让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四，最公认的就是文字，它涉及到文明的深入发展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传承。宗教是所有文明进步的支点，它教人们逆水行舟战胜人类的动物本能，高瞻远瞩地面向族群的整体利益，其最大化的结果是让众人放下小我而心悦诚服地为族群更高更远的目标通力协作；宗教信仰更是人类精神寻求的彼岸，这个追求拓展了人的抽象思维，使思想境界大大提升。
西方的商业文明驱动了人们追求经济地位平等、自由贸易、公平互利，法律的诉求是保障商贸交易公正，民主则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和化夏文明一样，可以追溯的西方文明发展内在驱动力最早也是宗教，然后西方走向哲学的思辨，结果是产生工业、科技革命，向外扩张的海洋文明导致了更深远的哲学思索和科学探索，这和中原传统的道家思想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向海外扩张领土获得大量的殖民地，强大了自己的同时，最大的战果莫过于南北美洲，通过商贸不仅带来丰厚的经济、军事利益，也可以通过宗教信仰的输出减少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不同的宗教信仰曾经是不同的文明的源头，它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哲学和艺术。今天人们的诉求是不同信仰的人之间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和谐、多元共存成为世界经济一体下政治努力的目标。量子世界高度不确定并相互关联，依观察者的位置改变而看到的世界不同，日驱变得多极和多元的世界产生了量子政治的新概念。所有这一切观念改变都不是凭空降临，造字里有这些思想和历史的踪影。学习汉字和英语相关词源，为的是让人们开拓视野，互利互惠，携手并行更久更远。
建制
鼎圣皇君臣宣令官士宗族国邑邦丰城成政治策宾或统领袖斌盟盗
“天下”是指以华夏文明为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由氏族部落走出来的家国一体。政治形态是群居的人类有序生活的必然，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领袖，其见解由社会共同见证。
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对什么叫领导有过这样的论述：“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也就是说远古的君王就是靠这样的才干展露头角内圣外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