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受益的人多还是受害的人多?!
在新中国第一次招生高考之后历年参加高考的青年中有很多富家子女。不同的是穷人家的孩子们也都能够被官方合法允许参加高考了, 因为他们也识字了, 也能上学读书学文化了, 因为都是免费的。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首次, 这个意义又多么重要?! 免费扫盲以及免费全民教育是一项大工程,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富家子女都充当了免费教员。让大多数穷人识字。这就是最大的民生、民主、民权! 回想一下许多现代国人的祖父辈们是不是从那个时代识字的!
"打土豪分田地斗倒资本家"其实这是一场社会大革命, 这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伟大革命和社会运动! 也可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这中间必定伤害到少数人。就说5%的几类分子在这么大的人群中也是一个大数字。这些人站在个人和家庭角度对共产党的恨是免不了的。但这是阵痛! 假如能坚持又能超过3代之后就基本差距小了。但走资派又在第一代都没有过后又复辟拉大了这些的差距, 这些陈痛很多是在同一代或第二代的人。显然会造成这些人咬牙切齿地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恨, 也会无底线地否定控诉......了。不奇怪。私是与生俱来的。公字是在后天并在痛苦中养成的。后者比前者难得多! 但是, 这场运动是受益的人多还是受害的人多?! 从人类发展史上可这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难不成让大多数人永生永世都永远文盲下去? 难道人类社会就该永远是少数人识字受教育才对?
中华民国时期，受教育体制影响，说直白的就是想读书上学是要化钱的。有钱就能去读书上学。以及连年动荡的社会局势，教育普及长期得不到落实或是根本没有想普及, 因为教育是市场化的, 是需要付钱的 , 搞教育的是私有化的, 有的是想赚钱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5.5亿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达约80%。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农，妇女文盲又是工农文盲中的大多数。例如1949年上海市（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郊外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为文盲。在贫农、下中农家中找不到识字的人。如黄渡地区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户人家，其中有19户三代都没进过学校，各家连一支铅笔也没有，写封信都要去四里地以外的镇上求人代写。当时全中国的小学仅有28.9万所，在校学生仅2368万人。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也都开展了扫盲工作。当时，解放区每到冬季农闲时节，便组织农民读书、识字。这种学习只在冬季进行，故称“冬学”。各地冬学水平不一，组织形式、教材、师资不同，许多冬学还存在重视政治教育、轻视文化教育的情况。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要求，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农民、工人、干部的扫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还提出自1951年起开展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并且颁布了《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学运动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试行。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指出，工农教育应以识字教育为主。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多人与会。会上讨论了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领导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实现“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着重以工农干部、积极分子为主要教育对象，分别以文化教育、政策时事教育为主要教育内容。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当时在会议第七天，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会议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握手并合影。
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识字班。据统计，1951年仅工厂工人就有170多万人参加了识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识字》伴随着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识字班传唱一时，歌词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育指导员祁建华在部队开展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发明了“速成识字法”，分三步进行教学：（1）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2）突击识字，要求会读并初步会讲；（3）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在实践中，该法一般只需半个月便能识字1500个以上。应用该法，1952年3月，西南军区在全军率先消灭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一文，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迅速脱盲的事迹。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速成识字法”座谈会。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农民当中推进“速成识字法”，有步骤地扫除文盲。该政策出台后，通过宣传和动员，工人、农民大规模报名进识字班。全国各地迅速办起“速成识字法”实验班。重庆纺织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经过21天脱产学习，学员从每人平均识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东郊的高碑店农民实验班，26个学员经164小时学习，认识了1638个字，初步有了写信能力。1952年，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扫盲中取得较大成效。根据中国东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经150小时到200小时的学习，学会1500个至2000个单字，并且能阅读通俗读物和写简单文章。
扫盲运动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没有统一规定，各地纷纷出版各种“识字课本”。这些“识字课本”有的面向工人，有的面向农民，还有的面向城市家庭妇女。根据面向群体不同，课本内容也不同。“识字课本”大体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三部分组成。拥护中国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课本中的必要内容。
学习中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识字比赛。195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25周年运动会上，甚至设置了“识字赛跑”（在地上写完规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测验”的项目。农村识字比赛更为常见，有的学员在家里的墙上、门上、劳动工具上都写着字，学员争当识字“积极分子”。
扫盲运动在全国大规模推行，但在推行过程中，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急功冒进。“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中也出现了过于急躁、学习成果不能稳固的现象。1952年结束后，全国真正扫除文盲人口仅55.04万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应当按计划办事，扫盲是长期复杂的任务，需要十多年或更长时间完成，要求各地继续纠正1952年秋后扫盲工作中出现的冒进倾向。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为有步骤地扫除文盲，设立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组书记楚图南，副主任委员李昌、林汉达、祁建华）。针对无统一扫盲标准等引发的问题，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根据干部、工人、农民这几种不同的扫盲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识字方面暂以能识到500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数在500以下者为文盲”，同时还规定了统一的扫盲标准及脱盲考试规章制度，即“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扫除文盲的毕业考试，由各扫盲基层领导机构或专职干部、教师主持……考试内容：可分为识字、阅读、写作三项”。此后，扫盲运动开始稳步发展。
1955年，各地扫盲热情降温，而文盲数量仍很大，许多脱盲者因未及时巩固而复盲。1955年深秋，毛泽东在颐和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讨论如何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胡耀邦推荐了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毛泽东看过后，将这篇材料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800多字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毛泽东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的按语很快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乃至村都各自编写了结合当地情况的新扫盲教材。根据统计，1957年扫除农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万，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教育发展的最高峰。
大跃进时期，扫盲工作也落入浮夸风、高指标当中。1958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上提出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当时全国14岁至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便仍有1.5亿，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扫盲速度，即便一年扫盲300万，也需50年才能扫完，如要在5年内扫除这些文盲，必须每年扫盲3000万到4000万人。扫盲很快形成了群众运动高潮，各地虚报浮夸十分严重。根据当时的报道，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此后这场“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农村扫盲工作跌入低谷。且这时的扫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比较重。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也对国民文化素质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从1949年到1964年共有1亿多人脱盲。
改革开放后教育又市场化私有化了, 读书上学又要化钱了。有的人还以搞教育办学校当上了土豪资本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