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信访： “健康体检”与艾滋检测
村医栗昭说，因为要求保密，我只敢与村支书栗可昆说村里发生艾滋病这事。一年后村里发病的人越来越多，收公粮时候，村支书找我，决定再向上级反映。那一次写了好几份材料，反映疫情、要求治疗用药。送往：镇政府、镇防保站、县政府、县防疫站、周口市卫生局、河南省卫生厅等等，有的直接送去，有的是挂号寄出，都盖上村委会公章。无反馈。我是大夫，得听政府的，我不敢从我这里叫疫情散布出去，我们写信反映疫情，也只敢写“无名热”，不敢说艾滋病。
那份出自村医栗昭之手的《几例无名热病人记录》，是我所搜集到的所有“反映信”中最早的一份，写在几页当地一个初级中学的稿纸上面，字迹很工整，还专门用一页稿纸作了封页，注明时间：农历（19）99年6月18号。可以看出，反映人对这份材料十分认真慎重。这是银庄村最早的“信访”。很正式，由村党支部开始。
时任村支书栗可昆说，1999年6月，先是给乡党委书记王超峰反映，又复印了给上级部门邮寄。王书记说：县里不让事态扩大，扩大了对招商引资不利，还影响村里男孩子成不了媒。他这样一说，我们又不敢说了。7月栗新臣拿着他四叔的艾滋病化验单来找我，说村里人这么些害病，害的都是艾滋病，这是证据！之前不好从村医栗昭那里说出来艾滋病，只敢说“无名热”。现在村民自己拿到了证据，就好说了。于是又和栗昭一起写材料向上反映村里的疫情，虽然还是写“无名热”，但是支持村民牛延东栗新臣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艾滋病”。其实很多人化验结果都出来了，不少人已知道是艾滋病。（田野手记20060129）
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按手印
这时，村民栗新臣、牛延东、栗干臣、栗铁印等，也开始往上反映疫情了。这些人中，牛延东识字有文化，负责写信寄发，他主张反映到“最上级部门”卫生部，与卫生部尹大奎取得了联系。“最初反映艾滋病的事，要签名按手印哩！”牛延东说，不光政府方面给压力，群众也不理解，还有人砸我门哩！不愿叫人知道有病，嫌丢人，怕小孩成不了媒。所以反映艾滋病的事，同意的人签名按手印，不同意的不说他的事。
当年写了许多“反映信”，但是大多没能保存下来。而那些散乱存留在村民手中的信稿，有手写稿、复写稿、打印稿、复印稿，收集起来，竟然还有满满一大包。
牛延东和栗新臣一边翻找当年的上访资料，一边向我细数向上级反映疫情求救的经过：1999年农历六月，村党支部写资料交给乡里王书记，只说是反映“无名热”；七月栗新臣拿到他四叔的化验单才敢说是“跑艾滋病的事”；2000年11月23日村委会出证明支持群众代表“跑着”反映；2001年元月14日发特快专递寄往北京市西直门南路一号卫生部疾病控制司；2002年3月7日向卫生部民政部等部门同时发资料，也是特快专递……。
“救救我们吧！”
中共中央卫生部、民政部领导你们好：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受着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爱护，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身体，为新中国服务，和有病得到诊治和康复，为此，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我地的无名热病情况，该病死亡率高，密度大，在发病地方人们恐惧万分，一片凄凉害怕心理。为此请最高领导部门，救救我们吧！（1999年10月9日）
尊敬的省卫生厅负责同志你们好：
辞旧岁迎新年，我心忧畏安，现将我村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番，我滩头村人数500多人，献血人数200多人，自1999年至2000年两年死亡30多人，暂且不讲，且说自2001年2月1日至10月22日死亡15人，……百米地边能有4—5例死亡，年老病死的和初发病的未计表内。请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见信后救救我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国家兴存，如饥似渴的到该地作出防疫、控制、传染和预防措施，谢谢为盼……（2001年12月1日）
过了一年又一年，百姓不提官不谈，
病毒携带死难免，苦日无头难到边，
年年都有扶贫在，至今没有挨着俺，
耕种就学都困难，左右全靠父母官，
得到党的阳光时，重见天日建家园，
为国为党作贡献。（2002年3月7日）
中共中央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制和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负责同志：你们好！你们心（辛）苦了！
在（再）次请求各位领导，救救我们，为我们发放救命药，使党的形象不断的展现在我村民心中……（2003年12月12日）
厚厚一叠“求告上诉”信，看得我心惊肉跳。这些信件虽然称谓不当文辞不通语法不合规范，但意向明了心情十万火急。他们一遍遍呼救：“救救我们吧！”
我听到他们呼救的声音时，已经是2004年的寒冷的冬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死去。
这些“上访信”，台头从国家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疾病控制和我国艾滋病预防、控制研究所有关部委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原文）到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卫生部门和最基层乡镇党委政府、防疫站领导同志，落款从个人、村民代表、全体村民到村党支部村委会。它们记录了这里百姓“挣命”的过程，也见证了一段人间灾难的历史。
银庄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特情汇报》
这份《特情汇报》显然是以村委会党支部“组织”的名义，写给上级部门的一份很正式的报告，也是银庄人自己的疫情现场记述。照录如下——
特情汇报
自1999年以来，我们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本村医生发现了多人病情，立即形成文字向当地政府作了报告，可是拖了几年，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解决，因此，我们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又有栗新臣、牛延东、栗干臣三人向中央卫生部电信联系，上级派出医务人员给我们做检测化验，当时，参加295人，经检测携带病毒而办证的198人，没有办证的97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检测的人员218人。发现我们的病情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重，于是给我们拨款5万元建立诊所，由我们村的村医组成联合诊所，在这期间上级给我们拨款3万元治疗该病，结果又被镇医院、联合诊所用去40％以上，而我们的患者只享受60％以下。我们两村的发病情况多种多样，已经死亡63人，现在携带此病毒人员和没有参加献血的人员心情都非常沉重，心里非常担心害怕发病和传染。
如：栗合香，38岁，经多方求医花费了大量的经济，东拼西借，外债累累，最后医治无效而死亡；栗开臣等二人，家庭困难，无钱治疗，承受不了病毒的折磨，服毒自杀；王桂英，48岁，病毒现已侵入面部，长期发烧，造成双目失明，多次触电自杀未成(现电路已拆除)；栗海周，39岁，病毒已侵入头部，右眼已失去了光明，日日夜夜饱受病毒的折磨，痛苦难言，现正在治疗中；栗开香，四口人，可他的家庭发生的悲剧更让人悲痛心寒，在两年内死亡三人，只剩下年过高龄老母一人，生活无法照顾；栗海民与栗海军两人，33岁、31岁是同胞兄弟二人，在两个月内相继死亡，而他们的爱人带着孩子再婚，现还有一老母在家独自生活，为了思念她的子子孙孙，造成精神失常，疯疯傻傻；牛俊友夫妻二人，在一年内相继死亡，只剩下四个孩子独立生活，长子15岁；栗海臣，44岁，因患此病而死亡，可他的妻子又是病毒携带者，精神失常，无法维持生活；栗可锋，其家属因患此病身亡，两个孩子被迫缀学，综上所述，给我们这两村造成经济困难，被迫缀学36人，长期拖欠学费的32人。
因此，我们全体村民，强烈要求政府援助我们防治和预防药品，后来给我们一批“双汰芝”，患者服用以后，病情有所好转。我们两村全体1100多人，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和各级领导及有关单位。但是药太少了，很多人吃不上，现在情况又开始严重。
我们全体村民，跪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申（伸）出温暖之手，救救我们，使我们的疾病得到控制和预防，让我们这些患者在党的领导下，重见阳光，早日康复，为强国富民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报告单位：银庄行政村（公章）
村负责人及代表：栗可昆
栗灵山、牛延东、栗新臣、栗松才、牛延亮
栗庄全体村民
滩头村全体村民
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份报告，写“病情”，写“病毒”，写“疾病”，写“患者”，写患者的痛苦、死亡和自杀，但是依然没有写“艾滋病”。
“健康体检”
2000年、2001年，河南官方以“健康体检”的名义，在银庄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HIV检测。周口市卫生局说，那是卫生部压下来，省厅没法了才来做检测：“牛延东是银庄村干部（其实只是普通村民），卖血感染艾滋病了，强烈要求政府进行治疗，跑到卫生部上访，卫生部又弄到省里卫生厅。卫生厅没法了，这才来做检测。就在牛延东家，现场采血。”卫生厅去有15人，登记的、采血的，加上我们市卫生局，有二十几口子人哩！还有县里的人配合。
——检测的人有多少？
答：这个事……。回忆都不好说清了，疾控中心有资料，以单位名义写有报告。“周口疾控中心有全国最好最齐全的关于艾滋病疫情的档案资料，对所有重大事件有详细记录。”
——疾控中心的资料可以看看吗？听到这里，赶紧问这位局长。
答：那不中，保密。
这事村民栗新臣记得很清楚，他说——
1999年农历七月俺拉四叔去检查的病，到1999年农历十一月初三上级部门来村里化验的这个病。参加这次化验，满共128个人，结果出来108个阳性，都是这几个庄的。最后本人知道的有57人，都是滩头村的人，是自己去上级政府问出来的。外面那些庄的都没去问，化验结果在县防疫站压着，他都不给你了。还是隐瞒着。
给了我四叔化验单子的市防疫站的医生徐登龙也来了，他见到我说：“老栗啊，你可给我弄坏了，你们县里也吵我，周口市卫生局也吵我，说这个单子任何人都不叫给！”
“那张化验单后来还是叫他们又偷走了！”栗新臣突然很激愤地说。
——谁偷走了？
防疫站的人！化验单放在桌上，他们来做检查那一回，趁我不注意把单子给我偷跑了！
——为什么？
他们就怕老百姓知道实情，怕老百姓拿着证据告他们！我说不把单子还给我，我还要上告！他们说，别告了，这不是来给你们做检查了么！得了就了，处理不就行了？从那以后，才开始处理。又停俩月发的药水，郑州中医院研制的。二两的瓶子，一个人两小瓶，喝的药。都愿意喝，有的给了有的没给。又等几个月，发的复康宝一号，还是郑州中医院制的，是胶囊。这还是不解决问题啊，只有临时治疗，没有抗病毒药不中。那时候发病是高潮，一年这一半拉（半边村庄）都死十几个。到2001年秋季里才算把药弄过来，那是一万块钱的药，专对这57个人的。以后陆续的，才都开始办本子使免费的药。那两年死的最可惜，2002年那一年俺滩头村一个庄死19人，是死的最多的一年，2003年那一年死17人。（田野手记20051206，20060501，录音整理 20070204）
牛延东说——
第一次在我家院里检测，是以“健康检查”的名义，不准说是查艾滋病。参加检测100多人，大多是滩头村和周边外村的献血员，“疫情最重的栗庄只参加9人，他们都不敢化验，说是听说化验出来就拉大沙漠去，扔沙河里，集中炮崩了！”查出来也还是不敢告知俺老百姓。我很多次到县、市防疫站去问，都互相推，可能要汇报请示上级卫生部门批准？一直到天快热时候，我传话对大家说，咱们都去问他们！大家一起到市里去问，才分别谈话对说。我可能是第一个知道的。那次去的人，一个一个谈。卫生局窦局长先找我谈，他问：你害怕么？我说：“不怕。”怕又咋着哩？他才告诉我：你是。其他人也都是一个一个单独谈。（田野手记20080328）
2001年，第二次在村医栗树东家院里检测艾滋病，还是以“健康体检”的名义。栗树东说：那时候还对外保密，不过在村里已经公开了，都知道是查艾滋病，参加的人很多，还有外村的亲戚知道也来了。最后一批一批下发艾滋病人名单，差不多都是，银庄一个村就有三百多！有人整夜哭，不信自己有艾滋病。从那时开始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
村民刘桂枝说到这次检测——
凡是卖过血的都去化验，拿两张照片，谁的照片不发下来，就是有问题了。都问，相片拿回来没有？那天上午的饭都没人吃，感觉就像判死刑了。知道有病了，有的放声大哭，李枝家，那天上午嗷嗷叫哭，说我不能活了，我也有这病！我们夫妻俩化验都有病，只在心里悲伤。可这病是啥病？都捂着掖着不说，群众都开始怀疑他血站了。
——检测过了，也没有给你们说感染了艾滋病？
答：没有。
刘桂枝说：那时还没发病，就在家里忧愁，有病毒自己心里知道。2001年还没过去，五营（丈夫）就发病了。那时候光对说有病，就是不说是艾滋病，也没有治病的药。五营他们去上访，要去问到底得的什么病，得要药治病啊！大冷天，下着雪，7个人，都是发病的，都是30多岁，下决心要把情况反映出去，出去要药救命。回来后发了“本子”，可“本子”上的药治不了他的病。他发病一年多，大疮长半年多，到他死，他大腿上的疮也没有长严。说到这里刘桂枝泪流满面：那一年下大雪，雪多么大幌子，他断气那一天正月初八，我们就是正月初八结的婚。16个年头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儿子5岁。孩子们哭哩啊……
——村里到底什么时候确定发现了艾滋病？我追问村医栗树东。
他说，1999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
——那什么时候让公开了？再问。
答：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给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村医栗树东跟我说这些话时，已经是2006年7月。
2006年12月，周口市委组织部直接警告我：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当时我正承担一项关于河南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课题，在当地做田野研究，那是一项国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