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馅饼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很长很长，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纸。爸爸告诉我，几天前，人事处的头头找到他，谈到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政策问题。他们耐心地开导爸爸：这个政策所给的招工指标到年底就要作废了，而我们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被招上来。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保险起见，他建议爸爸把招工指标让给我，也就是让我先回武汉。特地来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并特别嘱咐要抓紧。
爸爸妈妈经过艰难的考虑后，不得不同意了人事处的意见，决定把招工指标让给我。而这个改变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动。爸爸在接下去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妈妈痛苦的感受，妈妈既伤心又失望，一连两天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流泪，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心情坏透了，等等等等。希望我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理解妈妈此时的心情。
我拿着信看了又看，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坐在那里，心里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我真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高兴吗？当然，就像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不！是掉下来一块金砖！砸在我的头上，不知道是疼还是喜，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很迷惑，我真的要回武汉了？我该怎么走？到哪里办手续？信中没有提及，一团迷雾！妈妈很伤心，我该怎么办？我应当怎么安慰妈妈？我不是她的儿子吗？怎么换了一个儿子对她的打击如此之大？我不该被招工吗？我是不是抢了原本应当是给小林的东西？我不禁在心里问：“爸爸妈妈，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吗？”
很快，武汉市打算把符合“多子女身边无人”条件的知青一次性解决完，并要求在年底全部办完手续回城的小道消息就到处传开了。看来是真的，各地很快就要开始搞了。这次返城，完全是根据规定的条件来，没有任何“推荐”、“讨论”、“研究”和“审查”的余地，所以谁将返城一清二楚。而回城后做什么工作，无人知晓。而且指标是从武汉发过来的，县里只有执行的份。能属于多子女身边无人之列的人，基本上都是父母有这样那样政治或历史问题的，要不然怎么会多子女一个人都没有被召回来呢？
几天后，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县知青办询问情况。县知青办的人听说我来打听多子女身边无人回武汉的事情，不由得仔细打量着我半天，惊讶地问：“你是武汉知青？听你的口音还以为你是荆门人哩。” 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可能不知不觉已经带有荆门当地人的口音了。那人倒比我想象的客气，笑笑说：“嗯，看来你是改造好了！” 随后告诉我：他们已经知道，凡是今年要根据多子女身边无人政策需要招回去的知青在年底前都会办完手续。但什么时候办，怎么办都一概不清楚，要等武汉市的通知和相关文件后才能知道，你们就等着吧。接着，我又到大姐姐那里，告诉她这些情况。大姐姐也收到了爸爸的信，她说：“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赶快先找找关系，说不定到时候会用得上的。你办这些事情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千万再不要出像小林那样的乱子啊！” 我点点头。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再次来到县里，这里能看到知青的身影明显增多。听说武汉那边的通知已经到达县里，但要拿到手似乎不是很容易。有些人去尝试过，总会以各种不是理由的理由被要求“下次再来”，知青们则满头大汗地按照他们的“指示”到处奔波。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其实他们是在暗示你是否应当有所“表示”，仅此而已！可怜当时我们的脑袋还转不过来。
二十四日，我感到实在没有把握，就去找大姐姐商量如何能把通知单搞到手。大姐姐想了想说：“这样，我们一起去试试看！”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县委大院。大姐姐叫我先在外面等着，她先进去试探试探。
半个小时后，大姐姐满面笑容地出来了。原来，她一进门，就首先自我介绍是油田医院的医生，能帮他联系好医生看病，于是那人顿时对她客气起来。然后她才说有个同事的孩子这次要办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手续回去，托她来看看什么时候能办。那人赶快把一大叠通知单翻出来，找到我的单子，很客气地说：“在这里，你叫他来办手续吧。” 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大姐姐再三叮嘱：一定得过一会再去，千万不要马上去找他们，而且千万不要说我是你姐姐，否则就糟了。说完就回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然后，鼓起勇气推开了知青办的门。屋子里有两张大书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东西。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那里，好像和我上次见到的人不一样了。其中一人抬起头，看着我问：“你找谁？”我小心地说：“我来拿回武汉的通知书的。”“你叫什么名字？”“江育林。”。“哦，你来了。是的，你的通知单已经来了，等等。”于是他打开抽屉，从一大叠纸中翻了一下，抽出我的通知单来。他把通知单放到桌子上，正准备盖章，突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喂，江凌是你什么人吗？” 我顿时紧张起来，他是否开始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了？我假装想了一下，然后一付猛然醒悟的样子：“江凌？喔，你是说一个姓江的大夫吧？她和我们家蛮熟的，我爸妈和她是老乡。”那个人看到我对“江凌”一付并不太熟悉的样子，相信了。于是在通知单上盖了个章：“好了，你到区里和公社里去办手续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了。”
我控制住自己惊喜的心情，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通知单。虽然已是寒冬，等我走出办公室，身上已经汗湿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其实，这是一张很简单的通知单。大意是：某某某，根据武汉市某某文件的精神，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家庭可以有一人调回武汉市。你现在符合条件，请于今年年底之前办理好一切手续，回到某某街道革委会报到。武汉市将根据情况安排你们到国营或集体单位参加工作，等等。上面姓名和地址都是事先填好了的，别人拿去一点用也没有。
有了这张通知单，后来的手续就好办了。二十六日，我赶往子陵区办有关手续。知青的档案全都在区教育科，同时它也兼知青办。管知青的人看到我来了，给我的通知单上也盖了一个章，然后很客气地说：“等一下，我把你的档案找出来带走。” 我奇怪地问：“不是你们寄过去吗？” 那人摇摇头：“我们怎么会寄这东西，都是叫你们自己带回去的。” 过了一会，他拿着一个封好口的牛皮口袋从里屋出来，递到我的手中：“拿好啊！” 我拿过口袋，想起爸爸来时说过的话。就问他：“今年有我父母单位的人来这里清过档案吗？”“是的，是的”那人一边用手指着办公室的地下，一边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已经把那些材料拿出来烧了。是我亲自在这里烧的，你的档案已经清理干净了！”
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看着他。爸爸不是告诉我：防疫站的人说，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已经被拿出并带回武汉销毁的吗？现在他如果告诉我并没有清理，我可能会相信。现在他告诉我什么都被烧掉了，我还会相信吗？我相信谁？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走回电站。很晚了，我还坐在那里，怀里抱着这个棕黄色的口袋。我看着它，回想起一九六八年，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事档案，各种塞进去让人生不如死而又不让当事人知道的纸片……。这可是我的生命线啊！我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它带回去，让它再跟随我一辈子！我就这样想了很久，很久，直到半夜。最后，我走到水坝边上，再看了它一眼，把它撕成碎片，丢到水里。我没有看里面的内容，也不想看它，对它似乎没有一点好奇心。只是默默地看着它在水中慢慢地消失了，就让它永远消失吧！
办理完全部手续，我准备回武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