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下乡后，传达了一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由毛主席签署“有一点修改，付讨论”的文件《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在通知中，提出应当把《黑五类》的子女“正确对待”，并简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似乎这样对我们才比较公平和准确。
听到这份文件，我大为惊讶。毛主席怎么会同意发布这种文件？这就是说：“黑五类”的子女首先就被定性为坏人！只不过和他们的父辈不同，是可以教育好的坏人。而且仅仅是“可以”教育好（虽然也说其中多数或大多数能教育好），但是“现在”还没有教育好！也就是说，以前所说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那一套都是假的？骗人的？我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算不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一个出身富农，一个出身资本家，又怎样被大家认可为已经被教育好了？从此以后，我又被无产阶级踢开了一些，我也很自觉地和“党组织”保持了更加远一些的距离。
十月中的一天，我正在自己的菜地里栽大蒜瓣，妇女队长刘桂兰来看我。她很关心地问了我们的生活，最后告诉我：荆门县要在烟墩区的周集召开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治工作会议，各个公社要派知青代表参加。公社领导觉得我的表现不错，决定派我作为公社的知青代表去参加会议。我听后楞了好半天。公社里三十个知青，恐怕我的成分是最差的，父母的问题也是最严重的，怎么选中我去了？看来公社领导真的认为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或者是还不知道我的出身和家庭成分？
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家宾听说了，淡淡一笑。从嘴里拿出旱烟袋，使劲地在鞋帮上磕了磕，不紧不慢地说：“其实嘛，成绩是总结出来的，缺点是找出来的，榜样是树起来的。小江啊，这些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我真的很佩服家宾那清醒的头脑。随便哪个人，把他做的好事和成绩放在一起，都会变成模范。而把所做的错事和坏事集中起来，都能给你戴上一顶黑帽子。就看别人出于什么目的，会怎么利用你，会怎么对待你，绝对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十月二十五号，我打起背包，到县知青办报到。和各公社来的知青一起坐大卡车到了周集公社，开了三天会。县革委会的军代表做了个长长的报告，然后是知识青年代表们分组讨论。这几天是知青们大交流的日子，我又认识了很多知青。那时我才搞清楚，下放到荆门县的知青除了二附中的同学外，还有三十八中和中北路中学的学生。那些学校的风气是很差的，有很多流氓团伙。下乡后也多不好好劳动，像老油条一样。这些人喜欢打架闹事，但也一样地被派代表来参加会议。看来，知青也不是铁板一块，知青中也有败类，“代表”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而已。我又想起了家宾的话……。
最后一天是各个代表发言。那才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在高唱“一辈子扎根农村”；有的人梦游般地大谈当地的发展规划；也有的人表示要大抓阶级斗争。等到我代表子陵区发言时，在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以后，只讲了三句话，不到五分钟就下去了。我实在不想说那些没有意思的空话和大话。
但历史却总是在给人们开各种玩笑。下放到子陵公社的小流氓成天不出工，天天白天躲在屋里睡懒觉，晚上打牌到下半夜。一天半夜打牌打累了，要出去拉尿。当时正逢大旱，各级领导都带队到处抗旱。县委书记带的队伍正好在知青们的家门口排成一列，用脸盆端水浇地。他兴致大发，顺便就站在队伍里也端了几盆，不料刚好站在书记旁边。县委书记看到半夜居然还有个年轻人来助战，一问才知道是知识青年，并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国家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给荆门县分配了一个知青代表的名额。这位书记大人马上就想到那天晚上遇到的知青。不由分说，就把这个小流氓作为代表知青的人大代表报了上去。
本来这事到此也就算了。谁知道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四届人大被推迟了好几年。而大招工已经开始。小流氓着急了，再三要求去招工，并声明宁可不当人大代表。但名单已经报到中央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既然代表知青就不能被招工。于是小流氓天天暴跳如雷，知青办则头疼不已。知青们就在一旁偷笑：这种人要到人大去代表我们？真的是瞎了眼！
这年秋天，有个下放到沙洋的武汉女知青在秋收送粮的时候不幸中暑死了。当地政府把她树为先进知青的典型，“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英雄，到处宣传。听说她的父母来后，母亲只喊了一声“我的儿啊！”就昏倒了。据说父亲代表家属在追悼会上发言时，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突然从口袋里拿出钱来：“我代我的女儿交党费！”于是，这个女孩被追认为中共优秀党员。她父亲是否这样做了我只是听说，但那女知青被追认为党员是千真万确的。
知青们看到关于她的宣传材料后百思不得其解：这算是英雄行为吗？送粮食就那样重要，以至于需要有人用生命来换吗？休息一下，第二天送更多的粮食不好吗？后来从中央的党报上，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英雄”。如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金训华，为了捞出冲到河里的一根“公家”的木料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这个年代，“公家”的东西是无价的，个人则是及其渺小的，渺小到连生命都不值钱了。因此发生了很多后来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动人事迹”：为从失火的房子里抢出一张毛主席像而“献身”，或者什么都没有抢出来，只来得及拿出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就一定会被称之为“英雄”。
那一年，即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仅老三届就有三千零七人从武汉下放到荆门县。分布在十二个区，六十五个公社三百四十二个大队八百六十七个生产队。据说几年后到最高峰时达九千多人。至于死了多少，有多少在荆门安了家，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在周集一直呆到十月二十九号才互相告别，各自返回了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