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学校里教低年级算术、音乐、体育，还是校红领巾大队辅导员，我所在的一年级一班的算术也归她教，我成了她的学生。
在学校里，母亲不但严格地要求我的算术要好，每次考试都要一百分，对音乐、体育、画画也同样高要求，尤其语文更要在同学中拔尖。记得一年级下学期，汉语拼音教学刚开始试点，我们学校只有一个二年班级在试教。母亲特地在一天课外活动的时间，请了这班的老师简单地教了我。因为学过，在以后的普及教学时，我就不肯认真地学。直到现在，我的汉语拼音水平还是“三脚猫”。为使当时一年级的我可以自己看课外书，母亲还教我怎么查阅“四角号码字典”，可自打以后学会了查“汉语拼音”字典后，我就不会用它了。
那时闹饥荒，父母亲工资不高，母亲又生了我大弟，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母亲还是持续多年给我订了“中国少年报”、“洋葱头”、“小朋友”、“少年文艺”等许多少儿书刊、杂志，还在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另外再给我给买三本课外读物。读书之余，母亲还要求我写读书笔记，记日记。当时的我，记日记时，常常讨价还价耍赖不肯写。还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学、放学，没有东西可写，可她说，就是写吃饭、睡觉、上学、放学的事情也要写。从此，写生活中的点滴成了习惯，直到“文革”时，听说有人被抄家翻出“反动日记”来，才停下。
母亲除了给我买书，还教我借阅、编写目录、修补粘贴损坏了的页面、在书刊角上订上小布环、编号码、按号码秩序排列挂在墙上等等这些基本图书管理知识。多年后，凭着这些小知识，我在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做过义工。母亲还把家里的一个墙角专门划给我。那个角落俨然成了我的小小图书角，当年的好多同学、朋友几乎都是我的书友。
不记得母亲从小到大是否表扬过我，可她对我犯的任何错误，轻则骂，重则打，从不放过的事还是记得的。多年后，和母亲聊天，母亲曾后悔地对我说过，小时候，甚至弟妹们犯错我也挨打，说是老大没有带到好头。母亲说的这些替弟妹挨打骂的事，我怎么也不记得，只记得有一次算术考试，我后座的同学想看我的答案，我把考卷已经放在课桌的最边沿，他也看不清，我只好把答案写在橡皮上，偷偷地传给她，谁知，被母亲发现，这位同学和我的考卷当场被没收不说，回家后，我还惨遭一顿沾水鞭子的毒打。这次的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作为大队辅导员，母亲经常领着低年级学生捡猪毛，高年级学生给工厂加工磨石膏粉……等勤工俭学活动，加上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工作非常忙，常常到半夜才能回家。所以，在学校里，母亲不但照顾不到我，我反而还要照顾刚出生没多久的大弟。一次，大弟在空无一人的传达室里饿的大哭，我急得从窗子跳进去抱着哄他。每天放学后，我还要去学校隔壁的“青山幼儿园”接上小班的小妹一起回家。一次，不知怎么小妹没接到，这下全家乱开了锅。直到天黑，还是父亲在离家不远的百货公司门口找到的。
那几年，母亲的工作频繁调动。不久，母亲调到“陶家山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我也随着她转学到那里。
“陶家山小学”离家很远，母亲带着我每天乘公交车上下班，在那饥饿的年代，尤其辛苦。早上，母亲和我在家吃点菜叶边边去上学，中午在校食堂，母亲只买半小瓦盆“二道饭”与我俩分吃。我年纪小，饭量也小，跟着妈妈在学校还能勉强吃饱。晚上，家里几乎天天吃的是清水煮红薯干，或者杂面野菜糊糊再撒点盐拌一下。记得有一次,大妹吃了这种糊糊吐得厉害,奶奶只得给她重做没有拌盐的。为了省钱,我们家那些年很少买煤,大妹小，还没有上学，每天去家对面的发电厂后门垃圾堆和一大群小孩抢煤核。大妹告诉过我，有一次，她捡到一只菜根，当即高兴地把菜根剝皮生吃了。我因为上学，只能星期天去。那几年，母亲和父亲、奶奶一样，那些年，饿的浑身浮肿，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
从母亲留下的很多照片中看到，那时候，母亲走到哪里都带着我，而我，也习惯了跟着母亲，一刻也离不开她。有次，我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没回家，还偷偷地瞒着父亲翻过家属院篱笆墙溜出去找她。直找到快到学校了，才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遇到她。二年级下学期，母亲实在照顾不了我，这才把我转学到离家较近的“赭麓中心小学”。从此，我逐渐离开母亲的呵护，在各种各样的新环境中逐渐自由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