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回忆， 却是“真的言必称石库门弄堂”， 似乎二百多万人口曾经居住过的方式不见了，实际上那些工人新村， 现在仍旧大量的住着我的同龄人。每次回国， 我也还是住在曾经的“下只角”-位于大木桥路的江南新村， 当然那一片现在勿得了了， 中山南二路内环里厢啊。 -转载者
来源：文汇报 | 唐骋华
人类关于往昔岁月的叙事是有套路的。比如，现在只要提起“大上海”，无外乎这些关键词：法租界、石库门、花园洋房、咖啡馆、西餐厅、老克勒、海上名媛……所谓上海者，仿佛全由上述符号构成。
然而我相信，此种叙事套路和很多“上海小囡”的生活经验并不符合。譬如，我的成长环境就同西餐、洋房之类相去甚远，这些符号基本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对它们的了解，毋宁说是受叙事套路的影响——以为如果一无所知，也太不上海人了。即便如此，它们于我更像是某种“外部知识”，而没有完全地进入日常生活。
因此，每当我读到“言必称法租界”的文章，总觉得隔膜与矫情。据我所知，上海人的生活不乏多样性，可怎么一落笔，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幸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不同的声音开始浮现。前一阵读沈月明的《沪乡记事》，他笔下的南汇风情让人领略了大上海还有乡村的一面，而近期出版的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则更令我感到鲜活和亲切，因为我自己就曾居住在广义的工人新村。
显然，工人新村所呈现的样貌与流行套路很不相同，我想，这也是管新生为何要强调“另一种叙事记忆”的原因。这是一种与咖啡、洋房绝缘的记忆，甚至和弄堂生活也有较大差异。这就要追溯下工人新村的来龙去脉了。
上海的工人新村建设始于1950年代初，代表作即曹杨新村。从建筑风格看，它跟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等海派经典住宅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住宅主要供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居住，劳工的境遇则要差很多，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上海300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住在简陋而拥挤的棚户、厂房、旧式里弄里。因此，待秩序重建，新政权着手为工人“量身定制”住宅区，即工人新村。据学者统计，从1953年到1958年，上海一共兴建工人新村201个，住宅面积达468万平米，极大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状况。
此举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工人从旧社会的苦劳力变成新社会的主人翁，社会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所以，入住工人新村是件大喜事，本书记录下的一句口号便是其生动写照：“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很多劳模是戴着大红花、在锣鼓齐鸣的喜庆氛围中乔迁的。
作者还观察到，工人新村的选址同样有讲究。普陀的曹杨新村，邻近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周边，坐落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这种安排，是为了使“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清晰地表明了新政权的执政基础及价值取向。
作者本人于1954年10月随父母移居控江新村，他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近14平米，卫生间、浴室、厨房、阳台均为公用。按今天的标准只能算蜗居，而在当时已经是“升级”了。那时候没搬家公司，作者父亲拉着一辆又长又大的双轮人力车，载着全家人一个劲往前跑。辛苦归辛苦，但一路上欢声笑语，全家人为居住条件的改善而雀跃。
其实以地理位置而论，作者是从市区搬到了郊区。之前作者家住常德路，妥妥的“上只角”；而控江新村所在区域尚属近郊，一派田园风光。事实上，工人新村几乎都位于大上海的“边缘”，某种程度上，工人新村的兴建同时意味着上海城市化的拓展。
落到微观层面，这些在工人新村长大的小孩，有一段独特的生活经验。作者在书中描述道：“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与一大片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坟墩头……”儿时的作者，经常同小伙伴一起在田野间撒欢，放风筝，下河游泳，捉鱼，拷浜，整天“疯玩”。他们对大自然，绝不似今天城里的孩子那般隔膜。
长此以往，难免熏陶出些野性来。作者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编剧，不过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他跟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可大不一样——言语更粗粝、更接地气，对生活中的暗角也有更多阅历。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和一位中年大叔聊天，觉得对方路子有点“野”，那他很可能就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
只可惜，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工人新村早就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其区位条件和居民构成，已然天翻地覆。相应的，半田园式生活和“野路子”大叔也快要绝版了。
如今想来，工人新村实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居住模式，它介于1920年代兴起的里弄模式和1990年代兴起的小区模式之间，是应时代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当时代发生变化，尽管名称得以延续，但其内涵和性质就今非昔比了。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作者用亲身经历，为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留下了一份鲜活的个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