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拼音化：必要、途径和释疑
陈殿兴
（一）
鲁迅先生从小读私塾，留日时还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小学”（古汉语文字学）。他写的小说、散文、杂文堪称万世楷模，古诗古文的写作水平也令人敬佩，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也多所建树，书法艺术也颇为人们称道。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跟汉字打交道，对汉字深有研究，而且对汉字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可是他却说“受汉字苦痛很深”，极力主张汉字拼音化。
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他临逝世前（1936年10月）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更坚决地说：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拼音化的，鲁迅并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卢憨章于1892年就出版了中国第一种拼音字方案和第一本拼音字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并指出了汉字 拼音化的好处：“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随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王照、劳乃宣等人也相继提出自己的汉字拼音化方案。据统计，从1900年至1911年，已知的切音字方案有二十个(见《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http://www.dic123.com/A/9/9E/9EE_14602.html)。从五四以后，关注汉字改革的人士越来越多，到了1930年代，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革命先驱不仅提出方案，而且在苏联远东地区加以推行。1940年代初在解放区也推行过，据说效果很好。汉字改革已形成了波涛汹涌的潮流。 连毛泽东在1951年都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1980年代学术界讨论还很热烈，可是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尊孔读经等复古主张的抬头，歌颂汉字的声浪则一浪高过一浪。赞同拼音化的声音沉寂下去了，主张汉字拼音化的人士遭到贬斥，甚至连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因此受到株连，遭到否定。因此，有必要把文字改革的旧话再提一提。
（二）
鲁迅先生说：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
先驱们正是因为通过跟拼音文字的比较看出了汉字的繁难 而不遗余力地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的。
通过跟拼音文字比较，我们可看到汉字：
难读：汉字有一种形声字，由表音的偏旁表示读音，所以认字读半边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民间就有秀才读半边字的说法。但是表音的偏旁所表示的音并不可靠，如用“去”字作表音偏旁的字“怯”“却”“劫”“祛”却各有不同的读音。如以“詹”字作表音偏旁的“澹”“赡”“瞻”“檐”也有不同的读音。再如以“曷”字为表音偏旁的“喝”“渴”“揭”“遏”也有不同的读音。类似的情况可以举出很多。一字多音也是常见的现象，许多字在不同搭配里读不同的音，如：给面子，给养；折中，折本；朴（姓），朴素，朴刀，朴（树名）；泊位，梁山泊；稽查，稽首（古代礼节）；诘问，诘屈聱牙；亟待解决，亟来问讯。阿斗， 阿谀；纤夫；纤维；秘密，秘鲁；巷战，巷道；蛤蟆，蛤蜊；夾肢窝，夹板；传记，传奇；电视剧《甄嬛傳》，据说几亿人都把其中的“嬛”读成huan，其实正确的读音应该是xuan（http://media.sohu.com/20121228/n361869852.shtml）。因此，自认为认得的字，常常读错，不认得的字不查字典就不会读。被誉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就说过：“‘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梁漱溟：《梁漱溟晚年口述·我不是一个学者（2）》）
难写：且不说笔画多的字，即使笔画简单的字，一般人也不容易写对。 如：已，己，巳；戍，戎,戌；圮，圯；拨，拔；仑，仓；圮，圯。 再如：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给《美文》杂志题辞时将“茂”字的下 部分写成“戍”， 被《百度百科》视为“经典名家 案例”（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20398.htm）。 更有甚者，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把沐浴印成沭浴， 把“劝慰”印成“权威”，把“嘉，好、美”印成“佳，好、美” （见http://cul.sohu.com/20131203/n391165762.shtml）。
难用：汉字虽有许多字已结合成词，但大多数情况下，还要靠使用者用单个字自行组词。组词常常出问题。因此，鲁迅告诫写作者“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鲁迅《二集·答北斗杂志社问》）要想组词不出问题，必须对每个字有深刻正确的理解，了解它的读音、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出现用字不当的问题。至于因为字形相似（如把“如火如荼”写成“如火如茶”）、字义相似（把“好高骛远”写成“好高鹜远”、字音相似（如把“启事”写成“启示”）而误用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而发音相同、含义近似的字尤其容易出错，如“作”和“做”的区别就很
令人伤脑筋：“作文”用“作”，“做文章”则用“做”。纠正错别字的专著层出不穷，错别字的出现也有增无减，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也未能“免俗”（见拙著《珍惜诺奖荣誉》）。
难查：汉字的用法、读音和书写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要想不出错，必须时时查字典或词典。可是查字（词）典也很难。首先要确定这个字是属于哪个部首的，有很多字的部首是很难确定的，因此许多辞书都辟有“难检字笔画索引”一栏。
以上这些难处，保卫汉字的各位学者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而在拼音文字里是没有这种难处的，也只有实行拼音化才能解决这些难题。
（三）
汉字难认、难写、难记、难用，难查，对中国各方面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
汉字首先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当别的国家的孩子们集中精力学习现代生活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的时候，中国的孩子却不得不拿出很多精力来学习汉字乃至研读古文。别的国家的孩子两三岁就可以读的儿童读物，译成中文，中国孩子四五年级未必能读——因为认不了那么多汉字。汉字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这是由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但是现在有些人却在千方百计地论证汉字的优越性，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的论断，他说：“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启迪右脑的原创性功能。”（见杨叔子《国魂凝处是诗魂》）。中国用了几千年汉字，以前还用毛笔写字，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人的头脑应该最聪明才对，可是美国的超级学者（SuperScholar）网站盘点现今世界上最聪明的10个人,却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确其中有一个华人，但那是澳大利亚籍华裔（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2-11/25/c_123998357_6.htm。）而且按照杨先生的论断，中国的教育事业应该发达才对，但事实也恰恰相反。诺贝尔科学奖这么多年评出了那么多得奖科学家，没有一个是中国培养出来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只有3人没有在外国学习过。
汉字从而也妨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近代科学没有一门是中国发明的。现在中国最先进的科技，如火箭，导弹，卫星，应该说都是在“迎头赶上”，并非创新。中国现在花高薪聘请旅居国外的高精尖科技人才回国——中国的科技事业是靠国外培养的人才支撑的。当然，中国科技事业落后，有好多原因，但是汉字应该是原因之一。就拿化学研究来说吧，请看看鲁迅的说法：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鲁迅：《咬文嚼字》）
为了证明鲁迅的说法，请看看下面几个化学家造的字吧：巯羰羧烃苯蒽菎芘菲酸醣酮醇醚酚醛酯酶氨铵胺甾烷烯炔。有几个是你不查字典就能读对的？ 而且费力记住了这些天书一样的汉字以后，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却又不得不去另记拉丁文名称。
汉字也影响了文化的普及和建设。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创造文化的工具。汉字的难认、难写、难记、难用，把大多数中国人拒绝在文化门外。俄国能出高尔基， 美国能出马克吐温，弗兰克林。中国能吗？的确出过一个高玉宝，可他的同名小说是在荒草（郭永江）帮助修改后才能发表的，也有人说是荒草的再创作（见孟令骞《我的曾外祖父“周扒皮”》）和网络文章《1966年，解放军文艺社副总编辑郭永江（荒草）和战士作家高玉宝与半夜鸡叫》（见http://hi.baidu.com/rjhsg/item/5f0de5103f49019199ce33fd）。汉字阻隔普通人接触文化，妨碍文化普及，因而也影响文化建设，这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落后，科技落后，文化也落后，当然有制度的原因，但不能全怨制度。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苏联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却相当发达，他们的科学家基本上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如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 ，而且足可以与欧美抗衡。沙皇俄国时教育就发达，像瓦维洛夫、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等许多大科学家都是俄国自己培养的。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跟他们使用拼音文字有关系。
（四）
汉字可以输入电脑以后，虽然大大减轻了书写的繁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繁难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各种输入法都是以会读乃至会写汉字为前提的；而且打字速度也比拼音文字慢很多。
因为中国教育、科技和文化落后，人们要想得到最好的教育、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掌握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并参与其研究开发,要想使用现代工具如电脑、iPad、iphone等也必须学习一些英语，甚至阅读中文刊物和看懂电视也必须有些英语知识，因为英语缩写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文媒体里，CCTV，WTO，GDP，CEO,iphone,ipad,PK,PM2.5,QQ等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就收录了239个这类字母词。
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知识爆炸时代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人们不可能拿出很多时间来学汉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逼迫也好，利诱也好，都恐难奏效。
结果：一、提笔忘字的情况愈来愈多。错别字日益增多。汉字媒体上错别字之多，大概全世界也是数得着的。连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文化单位送人的锦旗上也出现了错别字，连倪萍这样著名的主持人在送给刘晓庆这样著名演员的画像题词里也把“舞”写成“午”。连反日游行队伍中标语也出现了错别字，据说“有人在特意制作的文化衫上，将‘保钓’写成‘保钩’。‘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西汉大将陈汤向汉帝上疏中的一句名言，典出《汉书》，后被一代代中国人引用。这次反日爱国游行中，也有人将此语写成标语打出来。且不说现代文明社会，这句话是否过时，让人感到难堪的是，标语制作者竟然把‘虽’写成了‘随’。 在广东一个城市的游行中，一条横幅上赫然写着：‘人在岛在，誓与日军共存亡。’”（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59099.html)。 二、字写得越来越差，当然也跟电脑的出现有关系，用不着写好看了，电脑打出来的文稿又清楚又美观。有很多出版机构要求投稿者提供电子版或电脑打印稿。写字好看与否，已无关紧要了。实行拼音文字的国家早就不把写字好坏当成一回事了。
这样就出现了所谓汉语危机，其实应该说是汉字危机。
这种汉字危机本是汉字难读、难写、难记、难用引起的，要消除汉字危机理应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实行拼音化，没有别的办法。而当局又不愿意实行拼音化，于是便不得不依靠一些所谓专家宣传汉字的优点，并采取行政措施强制人们花很多功夫去学汉字、练习写汉字，甚至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之间推行汉语四六级考试。
可是这些行政措施能否消除汉字危机，实在是很难说的。现实情况是，人们宁愿让孩子学英语到国外去学习，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学汉字上。据广州日报报道：2011年中国大陆赴美念中学的人数达到了6725人，5年来增长了100倍（见http://news.dayoo.com/china/201205/22/53868_23955954.htm）。另据东方网6月1日报道，今年（2012年）复旦附中一共有300余位毕业生，其中，74人选择出国留学，比例超过20%（见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20602/u1a6596989.html）。今年（2012年）9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每年以28% 的速度在增长。(见http://yaoshujievip.blog.sohu.com/239517860.html)
要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必须考虑汉字拼音化的问题。
要把中华文化瑰宝推向世界，首先要做的也是汉字拼音化——国外青年学生接触中华文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
现实情况逼着人们不能不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了。
（五）
根据对一些现代通用语言拼音文字发展历史的考察，我认为实行拼音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看有四个步骤是必须经历的：
第一步：词的定型化。汉字拼音化，并不是根据每个人的发音拼写。这样就乱套了，不仅不同地区的人无法读懂，即使同一地区的人也无法读懂，因为人们的发音并不完全一样。要实行拼音化，必须先把词定型。为此，就必须先编一部现代汉语大辞典。它要收录全部现代汉语词汇，并加上尽量详尽的词义以及语法修辞标注，还要附上尽量多的相应的典范用例。
世界各种现代通用语言都有这样的词典。这些词典对该种语言的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文也有类似的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但是据我的观察，这些词典大多是只注重解释词义，而且收录的词也不够多。要想通过词典来规范人们的用词，我认为，这些词典还应该收录更多的词，而且应该加上详尽的语法修辞标注，并尽可能详尽地说明每个词的用法。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标出了词性，是很好的，但是收词还应该更多一些，特别是口语词。每个词的用例也应该更多一些。大型外文词典对用例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当局应当认识到这件工作的重要意义，拨出资金，组织人力来做这件事情。这件工作不仅对未来的汉字拼音化是必需的，对当前的汉语规范化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词典出现以后，词才算真正彻底定型化了。只有词定型以后才能谈到拼音化。拼音化的词固定在词典里以后，不管你如何发音，都必须按照定型的词来写——就像现在各种拼音文字一样。这样就能够保证拼音文字成为统一的书面语言。
第二步：要想实行拼音化，还需加强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而汉语语法的普及工作则更差。一般都认为本国人不用学汉语语法，汉语语法是给外国人准备的。其实外国人需要学语法，中国人也需要学语法。口语姑且不说，文章里的语法错实在太多。写文章、讲话，不能只靠自己的感觉，必须有语法意识。而且要想编出一部带语法修辞标注的好词典来，也必须有语法研究作依据。
第三步：推广普通话，努力使中国人在语音、语法和用词方面达到规范的要求。汉语规范化程度越高，实行拼音化就越容易。
第四步：言文一致。清朝末年，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注意到言文分离的害处，主张言文一致。梁启超就一再主张言文一致，他指出言文一致的好处，说：“言文合，则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字之学，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须之常识，可以普及。”（转引《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思想》，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45a9010097eu.html）五四以后，主张言文一致的呼声日益高涨。1930年代还形成了大众语运动，要求“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陈望道《大众语论》）。现在基本上实现了言文一致，但不够彻底。要彻底实行言文一致，必须废除文章中的文言成分。废除文言成分并不是不可能的。欧美各种现代刊物用的都是现代语文。没有人夹杂古英语。俄语的现代刊物里，也看不到夹杂古俄语的现象。在这种用现代语写的文章里，引用古书也可以用现代语的译文——英俄文书籍里引用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都是引用现代语译文，没有直接引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彻底的言文一致，这也是实行汉字拼音化所必需经历的步骤。
只有这四步走完了，才能实行汉字拼音化。开始阶段可能实行汉字和拼音双轨制，由人们自由选用（不愿学拼音的可继续用汉字），优胜劣汰，由时间来决定取舍。
（六）
以上是我对实行拼音化过程的粗浅看法。一些反对汉字拼音化的意见，我看大多是因为对这个过程不了解或误解而产生的疑虑。了解了这个过程，一些疑虑大概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试举几种疑虑加以解释，请看是否言之成理。
疑虑之一，人们用惯了汉字，不愿意扔掉汉字去学拼音，怕增加麻烦，因而反对拼音化。其实实行拼音化，如上所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实行拼音汉字双轨制，永远也不会强迫人们放弃使用汉字。
疑虑之二，认为汉字拼音化会妨碍中华民族的书面交际。汉字拼音化，并不是使用者怎么发音就怎么拼， 如上所述，是以词的定型化为前提条件的。不管你如何发音，你必须按照定型化的写法来写，因此不会妨碍全球华人的书面交际，就像英法德俄等现代拼音文字没有妨碍各地使用该种文字的书面交际一样。
疑虑之三，有人担心实行拼音化会破坏中国的统一。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是靠汉字维持的。其实从历史上看，从秦始皇开始，哪代皇帝维持中国统一也不是靠汉字，而是靠武力。世界上，使用同一种文字而形成不同国家的很多，如拉丁美洲，除巴西外都是用西班牙文，但却形成了许多国家；反过来，一个国家使用不同文字的也不鲜见，如加拿大。可见一个国家的形成和统一跟文字并无直接联系。
疑虑之四，认为汉字拼音化会妨碍华人传承中华古代文化。其实即使汉字拼音化普遍实现了，汉字也会存在下去，会有一些学者继续使用汉字研究中国的古代文献，并把它们翻译成拼音文字供普通读者阅读以继承传统文化。优美的诗文可以译成优美的现代文——现在就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张光年先生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如一些学者把唐诗译成现代诗，再如一些学者把古籍译成白话文，等等。现代欧美读者就是通过现代译文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因此，拼音化不会妨碍传承中华古代文化。相反，为了继承中华文化优秀遗产而迫使十几亿人都去学汉字、都去研读古籍，其结果可能两败俱伤，不仅不能传承古代文化，而且也会妨碍建设现代文化。
疑虑之五，人们担心汉字拼音化无法解决一词多义和同音词的问题。一词多义和同音词的现象，各种拼音文字的语言里都有，翻开英语词典、俄语词典一看就可以得到证实。孤立起来看，很难断定某词的确切含义。词的确切含义只有在上下文里，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即使汉字写的词，孤立起来也是很难断定它的确切含义的。如“带”这个词，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大辞典》里就标出了12种含义，孤立起来看，就很难断定它是什么意思，只有在上下文里才能确定它的意思。
疑虑之六，认为汉字拼音化会使汉字书法失传。汉字拼音化，不会妨碍一些人成为汉字书法家。一些人有兴趣，当然可以继续研究，继续发扬，继续欣赏；现代乃至古代，擅长书法、欣赏书法也是极少数人的事。不必迫使大多数人耗时费力地练习写字，一般人只要写出来别人看得懂，我看就可以了。
总之，我相信，对各种疑虑和问题，专家们都会给以适时恰当的完满回答和处置。
（七）
综上所述，实行汉字拼音化，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实行汉字拼音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当前需要做的是把前人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 这项艰巨的事业要取得成效，有两个条件是必需的。那就是民主和科学。 只有民主的环境才能使人们能够顺利地进行研究和实验，只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够使人们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乃至争辩——讨论和争辩可以使人们少走弯路。最重要的是，不可用行政手段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这样很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苏共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中国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前车之鉴。
2012年脱稿，2020年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