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官员为什么总撒谎
官员为什么总撒谎
问题暴露后，人们总是发现官员又撒谎了。
官员为什么总撒谎？我认为一个原因是，官员撒谎通常是成功的。所以，许多谎言我们可能并没有发现。这才是彼得定律的原因：“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撒谎是人类竞争中的一个有力手段。撒谎有时很明显，有时是一种艺术，我们为之感动为之陶醉，没有意识到那是谎言。
总之，人是最爱撒谎的动物，也是最善于撒谎的动物，撒谎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方式。每个人一生中都撒过谎，而且很可能有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撒谎。撒谎尤其是一种政治工具。撒谎很难彻底根除。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利己行为，源于人类的贪婪和恐惧。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中，人更容易撒谎。今天整个人类都面临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同样源于人类的贪婪和恐惧。过度竞争造成的国家间冲突，使我们面临毁灭的危险。而人类最大的谎言往往来自国家间的过度竞争。
好的社会与体制内会更有效的抑制体制内成员的撒谎。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撒谎不仅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它的危害还在于撒谎并没有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或解决问题，所以放任官员撒谎最终会为社会带来损害，甚至灾难。
简单来说，撒谎是为了在与人竞争中获得优势，进取型撒谎；（官员获得政绩与升迁。）或者，逃避危险，保守型撒谎；（官员掩盖过失。）但还有一种撒谎常常被忽略，即习惯性撒谎。习惯性撒谎是环境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模式的一种塑造，使撒谎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个体遇到事情总是不假思索习惯性的掩盖了真相。这是一种程度更深的非理性行为。当年韩寒的造假事件就是一例。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可能根本没有写过小说但是个很不错的赛车手的著名作家，面对公众质疑，几乎事事都在撒谎造假，连测量身高时都不老实的偷偷提起脚跟增加几厘米。
与其说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喜欢撒谎，不如说中国的官场为什么不能有效抑制官员撒谎。
当然，这是中国的专制体制的一个固有问题。它由个人专权而缺乏广泛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下级以奉迎糊弄上级为目的而忽视公众的诉求与利益。而上级一个人专权时很难有效的监督每一个下属的行为。同时，在可以自由言论的环境中，人更愿意说真话，有勇气捍卫正义。社会的舆论监督可以弥补官僚体系中监督的不足。这些问题在这里不多讨论。一方面大家都耳熟能详，二则，也无法一时解决。我们需要对于撒谎做更具体也更深入一层的分析。
官员为什么又撒谎了
所以，仅就这次疫情做具体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次官员撒谎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于，这次灾难本质上是一场传染疾病的暴发。要正确应对它一定要具备现代的传染病学的知识。代表性在于，当年萨斯暴发时官员同样选择了撒谎，同时为了越来越多的事件将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才能认知、理解和应对。
那么，如果从传染病的角度分析，谎报疫情只能获得暂时的心理安慰，不能真实的解决问题控制疫情。而疫情不控制必然不断加重，最终真相一定会暴露，但那时官员就已经造成灾难，并且这时灾难由一场自然发生的灾难变成属于官员的个人罪责了。所以，谎报疫情实际上是以纸包火。它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根传习近平1月7日指示：不要因疫情造成恐慌而影响春节节日气氛。这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我认为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无知，而非邪恶，这是由于教育的问题，习惯性政治思维和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造成。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和地方官员缺乏对疾病的科学认识，尤其对流行病学的认识，不知道在流行病发病过程中个人防护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整个人群整个国家的疫情控制和消除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隐瞒真相导致灾难，最终，最高领导人和具体负责人都要收拾局面，自己的名誉受到损伤。而要想有效的做到个人防护就要及时告知真相，普及科学防护知识。而春节又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官员不喜欢被疾病冲了节日的喜庆。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邪恶和愤怒的事情。是一个有关教育的事情。
所以，就本次疫情来说，政府撒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无知。
无论有无造福子民振兴帝国的宏大愿景，每个官员行为的根本目的是要避免自己造成灾难，最终还要自己来收拾残局承担责任。
专家共治的时代
这次灾难其实反映出今天我们在进入一个专业化的时代。政府官员的执政要面临思维和方式的转变，政府的体制也要随之变革。官员的执政涉及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的都归属于某一专门的学科，在这一学科内形成精深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不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与掌握。因此，官员执政必须越来越多的与各种学科的专家合作，受到专家的指导，或者说与专家共同执政，共享权力。这其实也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分权与制约。这也是西方的广泛民主与群众运动式的自由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弊端的一个原因。
当然，今天这种观点可能还不被多数人接受。毕竟今天我们距离官员与专家共同执政非常遥远。很多人仍然相信个人的直觉判断，许多与社会和人相关的学科还远远没有达到成为能够准确预测的真正的科学。但是，即便如此今天政府的执政与决策和50年前相比已经非常不同了。今天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依靠数据和专业分析。
感觉或直觉获得的有效性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假象。
就像我们曾经运用煎煮青蒿的方法治疗疟疾近2000年，我们一直感觉是有效的，而今天我们又认为既然已经被应用了2000年，所以它一定是有效的。但科学研究发现煎煮过程灭活了青蒿的有效抗疟疾成分，其实是无效的。只有用科学方法提炼出青蒿素，我们才不再需要中药复方，单纯以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就可以稳定有效的防治疟疾了。这样的例子简直多得数不胜数。（然而，人们仍然相信古老的思维。）同样，官员决策也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仅仅一种道德人性的问题，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让官员掌握并运用，使官员成为一个政治专家而非政客。
非理性决策与理性决策
其实，即便不考虑流行病学的具体内容，仅就应对疫情的决策做一些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凭直觉和习惯不假思索的反应，也有助于更好的对应灾难，避免习惯性决策的错误。（群众的习惯性抨击谩骂政府其实和政府习惯性决策是一致的。）
如果理性分析，首先应该全面考虑应对灾情的不同方式，从中选择出一种最有利的方式。比如，应对灾情至少还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不是掩盖或淡化灾情，而是把灾情按最严重（或更严重）的情况报告和公布，即夸大危机的策略。这样会不会更加有利呢？首先即便在专制体系内渲染严重灾情未必会引起统治者反感，因为当灾情重要时更容易使统治者一下专注于灾情本身。同时，如果官员随后控制了灾情那便获得了更大的功劳，即便不能完全控制，也会为自己日后减轻责任。这样分析遇到灾情似乎不但不应该隐瞒，反而夸大严重性对自己更有利。而且，夸大了灾情之后有利于引起上级、同僚和民众的注意和参与，并且对于自己也是一种督促，反正灾情最终要由自己解决。
这样看来，隐瞒灾情实际是因为恐惧和无知导致的一种非理性的决策。而夸大危机才是理性的更划算的策略。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民族性格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比较温和，比较讲究人情，我们喜欢说别人爱听的喜庆的话，不喜欢把事情说的严重，让人焦虑。所以，我们遇到事情总是喜欢往好的结局想，往好的结局说，而这样想和说的结果是，使得我们又受到潜在影响，不愿意做最坏的打算。就像这次疫情，我首先探讨的是病毒攻击的问题，因为这是最严重的后果。结果许多人看了就受不了了。他们不是认真考虑这种危险，不愿意为最大的危险做好准备，而是立刻非常不快甚至生气，进而轻率的不经论证简单否定，或者生气，进行“是何居心”或“其心可诛”式的道德批判，即他们不再谈事只专注于论人了。甚至考虑到我写这些文章的收入问题，文风追随央视或环球时报问题。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采取的正式夸大危机的策略，常年夸张潜在威胁，甚至是伪造威胁，做最坏的准备，积极应对可能的危机。因此，这种夸大危机的策略使得美国保持科学、军事和经济的优势，并对任何具有潜在可能的军事和经济领域内的对手做到了在危机出现之初就有效的打压从而化解了未来的危机。
（同样，因为春节又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官员不喜欢被疾病冲了节日的喜庆因此要求淡化疫情报道。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策略。因为，如果反其道行之，也可能更有利于塑造一个亲民爱民关心人民健康的形象。西方多党政治由于存在竞争，所以更容易进化出合理有效的行政策略。）
如果理性分析，夸大危机对执政者和人民都是有利的。但在国家间它又是制造更大危机一种行为。因为，夸大危机也是一种谎言。而谎言发展下去总是趋向产生灾难。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
那么，仅就这次疫情我们看看更加西方化的香港如何对待的。
“2019年12月31日武汉通报疫情当晚，香港食品与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评估防控措施；1月3日，特首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特区政府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纳入‘法定监管传染病’。香港是否小题大做？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我们不应把这种做法仅仅看作一种爱民。它是一种应对危机的策略，是一种专业性，是政治官员与专家的共治的结果。
而香港的病毒学专家曾轶曾表示：“这是一场战争。”一直以来这位专家对于每次疫情的表态似乎都比较激烈，有时像愤世嫉俗，但这正是一种做对付最坏情况的夸大危机的策略。需要注意，尤其在缺乏言论自由的专制的体制内，如果对待疫情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极容易形成一种为了不承担任或得罪上级或同僚而采取一种含糊的态度，以谨慎为名实则相互推诿谁也不说出危险的真相，这进一步形成一种压力，谁也不能说出真相了。最终就是名义上的谨慎实际造成灾难，祸国殃民，而到头来还是地方官员要付出责任。所以，掩盖真相是一种无知的自我伤害的谎言。
决策现在已经是一门被日益深入研究的科学。这里我只是通过这种粗浅的分析，希望人们认识到，今天是人类正在经历从感性行事向理性决策的转变的一个大过程中。我们应该放弃过去历史形成的单纯道德化或固执于意识形态中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而逐步采用科学的方式分析问题。把问题科学化，专业化，并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
从我们这里的分析可以发现官员撒谎并不只简单是一个制度邪恶，政府邪恶，共产党邪恶，领导人邪恶的问题。具体到这次疫情，它有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伤害并对社会制造灾难的非理性决策。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无知。
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官员进行专业化的教育非常重要。不是仅仅学习党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和领导人的指示，更重要的是科学的专业化的知识和方法论的普及和运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这场疫情的发生和我们的教育有着深刻的关联，在后面的文章中我还会继续分析。这里我认为，如果能在中学开设一些现代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公关科学等新兴的学科的基础知识，尤其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普及教育，可能是非常有益的。接受这样教育的孩子们长大后进入政府成为官员时可能更有能力成为一个依赖科学和专家体系有效执政的官员。这样也有利于构建中国未来的现代政府体制。
教育是根本，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官员素质的根本途径。对青少年的科学执政，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的教育或许是有益的。教育是根本，对于我们的孩子们的现代文明理念的教育，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的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立 2020/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