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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几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听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怀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后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２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３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几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怀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４，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几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听，鈔票可能折价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興，赶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怀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舖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怀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极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万分喜歡。 假如有一种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羡慕牛馬，發生“亂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后給与他略等于牛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５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７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价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８的時候，黃巢９的時候，五代十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种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极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舖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