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
毕业后我分配到省城研究所，老李同学分配回离省城几百公里外原籍小镇上的一间糖厂。我与他已经整整有四十一年没见过面了。
事后我查了一下农历，我们四十一年之后再见面的那天是农历初二，月亏的日子，难怪那天晚上天色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老李同学有一个做豆腐的同行，我朋友的六叔认识他。老李同学的同行开着一辆小型农用三轮车把我们引到城郊结合部原县糖厂的旧宿舍楼陡坡下。这里没有路灯，一个很陡的斜坡旁沿着坡度依次建有三栋宿舍楼，黑黢黢的大楼周围魅影憧憧，也没有任何照明——这就是早已停产多年的县糖厂旧址。大楼，道路和路灯到处呈现出一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景况。
老李同学已在斜坡上等着我们，手上拿着一只小小的手电筒，一束白光射向地面。
我急步向前，趔趔趄趄，黑暗中我看不清脚下的道路，也完全看不清他的脸。
只听一个迟疑的声音问到:“你，你是某某。”
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甚至可以说很难听懂。
我急忙应道:“我是某某。”
他知道我来。
前两年他知道我曾经委托过人来找过他，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愿回应我对他的寻踪觅迹。
我是用白话回答他的，我知道老李同学是说白话的，而且他的地方口音很重。
我们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久久也不愿松开。而这一握，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四十一年之久。
我们是1975年9月入学，1977年7月毕业的制糖工艺专业中专学生。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是属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招生的一批工农兵学员。
老李同学当年学习基础比较差，按学校安排与我结成一对一，一帮一，一对红。
成了《同桌的你》。
作为同桌的我当年没有给予他很多在学习上的帮助，但我却从他那里学到了带有地方口音的白话。
今天我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的白话，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还都要感谢他。
盛夏的晚上，夏虫吱吱呀呀，远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似乎还传来了一些单调的蛙声。
糖厂的宿舍楼就隐没在这一片漆黑之中。
楼道里也没有任何灯光。
我们一群人跟着老李同学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楼进到一间十分狭窄的宿舍里，我也没来得及仔细打量这间房子，估计是一厅两房，总面积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结婚时第一次分配到的单位宿舍那个样子。
房子由于没有女主人打理而显得十分凌乱。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随意堆积，或挂在墙上，或摆在椅子上。黑暗中，不知道四个屋角还堆放着什么东西。一个低矮的圆桌上面盖有一个普通人家用来盖剩余饭菜的竹编筛子。
小饭桌旁有一张简易长沙发，沙发靠背上沿竟然还散乱地放着七八个鸡蛋。沙发旁边有两张靠背矮凳配合圆桌使用。
一盏度数很小的老式白炽灯悬挂在房子中央，晃晃悠悠。昏黄的灯光下四处的东西看起来好像蒙上了一层黑黢黢的厨房污垢，垃圾到处都是。
一问才知道老李的老婆、儿子和媳妇，女儿和姑爷他们都各自带着一双儿女一起到广东深圳打工去了，常年离乡背井在外谋生。
老李只身一人蜗居在糖厂的旧宿舍里。
每天很早老李同学就要起来磨豆腐，然后把做好的豆腐运到集市上去卖。很晚才能回来。我们来到他家的那个晚上，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说他刚刚才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做晚饭吃。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生活的困苦一目了然，房子那么窄小，里面几乎什么也没有，我想，家徒四壁也不过就是像他家这个样子吧！
老李同学原来在班上是党小组长。我是班上四名写了入党申请的其中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多年前，老李同学是因为超生第二胎被糖厂开除党职公职的，还被重罚1000块钱。开始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后来也渐渐地停发了。
尽管生活过得很艰辛，但老李同学从来没有后悔过 ，虽然话语中有些抱怨和忿忿不平。
见过老李同学，我不禁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坚持和执著钦佩起来 。老李同学的名字叫做继善。冥冥之中似乎也在传达着某种生命的厚重含义。
我也很喜欢孩子。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调侃地向别人说到:“我父亲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而我没有父亲那么伟大，但是养育两三个小孩，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来挑战当时国家的计生政策。
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个社会总结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得失，不得不说，有些处罚超生的措施是欠妥的，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也是冒有很大风险的。
艰难过，忧虑过，遗憾过才知道在这个充满偏见的社会里，大家的生活是过得多么的不易。
老李同学一家的生活还在继续，曙光似乎就在前头，今后的日子里，老李同学，让我们一起前行吧。我攥紧老李同学的手向他依依不舍告别，在桌上的筛子下悄悄地给他留下几百块钱。
出得门来，我的眼睛里噙着热泪，回头望了望又重新隐没入黑暗中的那几栋大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