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0321 第十三期 听友回馈集锦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3月21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十三期。上个周末的节目播出后，收到很多听友的来信，有些就是一篇好文章。这期的节目，我想暂停一次“继母”连播，为大家唸一篇“听友回馈集锦”。
一位安徽老公安来信说：
南央：春节至今，宅在家里，品读你的《我有这样一位继母》，无限感慨！20年前，《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曾经使我对李锐有这样一位女儿为他感到高兴。当时我也听到很多对你的非议，其中不乏李老的好友。但是我不为所动。因为你所写的不光是李锐的家事（家史），也是历史，家史折射国史，而且是真实的国史，没有被篡改的国史！李锐是伟人，也是最普通的人，不能被神化。伟人看起来是伟人，是因为很多人跪着看，站起来看就不是伟人。我是李老的忠实粉丝，但是李老也有失误，不是处理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人无完人，不必过分拔高。你要继续写下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一位加拿大听友来信说：
从目前听到的关于继母的事，确实是在很多普通家庭都有的“不和谐的事”（我以前的一位同事的父亲是老红军。续弦后我的同事和她的姐妹受尽继母的虐待、打骂、不给吃，冬天被赶出家门，穿着破损的衣服和鞋流落在外。父亲简直无力保护她们。）但是讲述“不和谐的事”不是您的本意，您是要用事实告诉大家，共产党这个队伍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显然有些人并没有从这一角度去看……只能认为这是“家事”。
要让人们明白为什么平庸之辈能在共产党内如鱼得水般地生存，就要以张玉珍这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人为典型来剖析其平庸的实质。共产党内这样平庸的人不仅太多，而且把本来不平庸或者不太平庸的范元甄们改造为平庸之辈，打手、刽子手、鹰犬、奴才，贪官。就像韦君宜痛思的：没想到参加革命还要出卖良知。
出版了三册《李锐日记》和《李锐家信集》的溪流出版社编辑王笑梅来信说：
我听到上周的节目，有的人以为李南央在纠结家事，与李锐参与的政治事件没有关系，而那才是大家该关心的。我真想问一下，如果真心关心了李锐参与的政治事件，那么自然的，就应该知道李锐的家事就是这些政治事件的一道光谱。中共的政治就是统治，从国家行政到人民的家庭内务，无所不到，无论是小民百姓还是高官。在中国因为党策，家庭破裂骨肉分离的比比皆是，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在一个自由国家，夫妻离异、家庭纠纷，看到的是人性。在党国，夫妻离异家庭纠纷亲子失和，不仅是人性还更是党性，在众多的大陆人民的家庭悲剧中，党性早就是主导。李南央写生母和继母，都是深刻揭示这个党性、党文化之恶。
一位大陆的老知识分子来信说：
《继母》每一期都看了，总起来看，你和继母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你坚持把令尊大人的日记及所有书信全部好好保存，并不辞辛苦地编辑、整理，在她看来完全是一种经济利益出发的行为，是为了弄钱。令尊大人的委托，和你们夫妇的勤勤恳恳所作所为，她确实无法理解，不是为了钱，难道还有其它什么东西值得你们这样付出劳动和心血吗？
《庄子.逍遥游》里有几句话，不知你读过没有？
“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在她几十年的生活里，除了“革命”、“斗争”、“党的领导”等等词汇以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人生意义？人生价值是什么？
……前几年许多老人自认为是“两头真”。但我并不喜欢这个词儿……前面那个“真”，实在不值得一提，没有什么价值，对中国人民，对社会进步都没有什么推动作用。完全是被野心家所忽悠、所利用，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工具、炮灰而已。只有后面这个“真”才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两个“真”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档次、同一个境界，不应相提并论……
在临近生命的末期，李老心中最迫切的愿望无疑就是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如实地记录下来，传之久远，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个愿望是你的继母所无力完成的，也是她所无法理解的，更是她不可能赞成和支持的。
一位北京的朋友来信说：
这两期的节目我又听了一遍。感触良多。我想说的是：这本《继母》应该和《父母昨日书》、《李锐1975-1979家信集》及三册《李锐日记》、《李锐口述往事》等，成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留在胡佛研究所，留给社会，成为重要的见证文献。历史越久，其价值越重要！让今后的研究者们看到，李锐的这些书，原始文字是怎么被你带到美国的，你们夫妇是怎么一字字地敲出来、整理出来的。整理期间遇到什么问题，如何核实、如果定稿。包括为了书前的寄语所发生的纠纷。包括为了能把父亲的文字一部分一部分带出来，你所承受的委屈和痛苦。这些看似家常理短、是是非非的琐事，起码进一步证明李锐日记及其它的书的真实可靠。总之，你的《继母》一书，是不能忽略的历史见证。
一位欧洲的听友来信说：
在国内时，天天听共党的宣传，学的是被篡改的历史！可以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你的两位母亲是喝这个狼奶最好的例证。以前我相信，我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是现在，从知道了真实的历史和反观我们的行为，我彻底地认识到，我们文化中充满了人吃人的糟粕！再加共党文化几十年的毒害，整个民族都处在疯狂的状态！我非常敬佩你的勇气，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的书是面镜子，中共的面目都映在里面。
一位上海听友来信说：
李南央女士：
拜读了前面十集文字。非常喜欢。我读过许多李锐老先生的书，从《庐山会议实录》到《李锐往事杂忆》等。温相的节目我基本每期都听，其中对李锐老先生的提及我更是听得认真。你在明镜的节目讲范元甄我也听得仔细。好几次听得热泪盈眶。我当然同意说李锐是共产党的良心，您对他的所有评价，包括“…他出不来了”的说法我也都同意，没什么可以添加的。读了《继母》的文字，特别是前面的五篇。李锐那个我心中如同琉璃一样透明闪光的形象忽然有了一丝“裂痕”，可有意思的是带着裂痕的琉璃并没有就此崩碎毁坏，而只是让我对人性再次回顾，更加深了对人性脆弱的另一面的理解。
我外公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厦门大学任教，教经济学，抗战后受老师蒋廷黻（fÚ）邀请加入联合国救济总署任专员。又和罗隆基、赵文壁交好，加入民盟。和当年那些知识分子一样，没少给国民党添乱，甚至在陈立夫召集的座谈会上，拍案大骂，摔杯子而去，却没有任何麻烦。在外公的影响下，我妈妈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反主流的人……天知道我妈妈是怎么度过那些年而没有在政治上被处理的。而我外公像那些年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建国后积极上进，到50年代后期谨小慎微，到六十年代写检查靠边退休，到80年代磨光了所有的棱角，每天在家里读读历史，整理当年清华时闻一多教授的讲课笔记。
我父亲在58年被就读的西安交大定成学生右派，在树立着瞭望塔、架着机枪的陕西某地营地（马兰），在几乎周围是荒无人烟的劳教营度过了6年难忘的时光。64年他回到上海，遇到了我那时年轻漂亮的母亲。那年他们都是26岁，虽然我爸爸当时没有工作，靠临时代课过着基本的生活，可他们还是一见钟情，顶住了各种的压力在当年结婚了。
我66年出生。小时候有记忆开始，父母总是在不断的激烈争吵而几乎破裂，最后又总是甜蜜地和好。争吵的原因是通常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总有这样那样的压力，而最后的和好妥协当然是因为他们还是相爱很深的。在劳教农场的那些年过后，父亲当然是对任何政治话题畏之如虎。但他对人宽对己严，有修养，讲礼貌……1978年前虽然没有任何提升的机会，但从上到下人缘口碑很好。而80年后，就步步顺利。先提技术干部，很快就上调集团做管理，升任处级干部，又被外放到海南集团分公司独当一面。享有极大的业务财务自主权。当时爸爸对自己家人要求严格，经爸爸联系集团和某上海市重点中学达成某种合作，条件是领导们的孩子都可以免试进该中学读书。整个集团领导的孩子中只有我和我弟弟读书问题上没有任何照顾，因为爸爸说：“我儿子读书好，有可能考取，不想给别人说闲话。”为我弟弟能否免试进学校，我妈妈和我爸爸有过一次闹翻天的争吵，最后还是我爸爸坚持了立场。我弟弟去参加了入学考，以录取平均分入学。
爸爸当官后不为自己家人争利益，不等于没有改变。以前那些常上门做客的工人朋友越来越少。偶尔几次他们有求上门，爸爸总是力拒那些礼物，不愿意帮忙。可爸爸完成市和集团领导交付的私事却不打折扣。当年的风采也逐渐被官仪所代替。然后，九十年代初，父母走到了分手的时刻。我爸爸在海南负责的公司，财务负责人是一位比我父亲年轻16岁的女性，不漂亮，最早来自于农村，受过财务的基本培训没有受过什么其它教育。寡居，有一个就读中学的男孩。很快，我们听说那个男孩从一个挺普通的学校中途转学去了那所市重点学校。很快爸爸出差越来越多，即使在上海也渐渐少回家了。后来，我们听说那个海南公司在奖金发放时，制定了很多偏向财务负责人的规则。后来，又听说爸爸主导了一次海南公司的党组会，通过了书面决定给公司做出特别贡献的员工发了福利分房。财务负责人得了最好的一套，九十年代初值50万元的四居室两卫生间的公寓。后来集团派工作组调查，因为有党组决议，我父亲也没有给自己分房，此事没有能作出更严格的处理。我爸爸提前退休。财务负责人也调回集团总部，不久也提前退休。
我母亲得知分房的事情后，和我爸爸大吵了一场，然后去区法院起诉离婚。我爸爸自愿净身出户。不久悄悄地和那名女士在上海的近郊买了一套院子，搬了进去。许多年我们知道他在上海，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五六年后，我姑姑告诉了我爸爸的情况和住址。过年第一次去看他，才知道他并没有再婚，他们住在一起，可是我爸爸并不愿意承认他们在一起生活，说他是借住。在得知我爸爸的工资卡交给那位女士保管后，我每年去看望的时候，总是会带一些零用钱给爸爸。两年前和我住在一起的妈妈过世，爸爸参加了妈妈的葬礼。在葬礼上爸爸提及他想找个好的养老院，搬出目前“借住”的地方。我和爸爸说：“我太太和孩子们马上回纽约读书，我因公司事务必须留在上海，你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 离开了二十多年后，爸爸又回到了这个家，虽然，这个家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家了。
啰啰嗦嗦写了那么多，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在想说人性。人有理想，有光辉的一面，有愿意为至善牺牲的冲动。可很多很多时候，人性是难以经受考验的，是世俗的，是物质的，是容易被欲望左右的，有时甚至是鄙猥的。不一样的欲望对每个人的诱惑力是不同的。其中，权力最具有腐蚀性，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性”和“接触”的欲望也同样是是难以抗拒的。还有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这些人性的弱点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地消磨着人性中崇高和理想的一面，让人变得越来越平庸世俗，容易妥协，甚至唯利是图。最后，为了得到某些难以拒绝的满足，许多人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用其它珍贵的品质例如“亲情，友情，正直，诚实”去交换。可悲，但这是人之常情。
读了这几篇，李锐老先生原先在我心里的如同琉璃一般通透光亮的形象有了裂痕，可并没有崩碎毁坏，因为他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个有缺点，可还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全无底线。也许带着裂痕的李锐才是更真实，更值得让人阅读的。
一位父亲老朋友的未亡人在来信中说：
你的父亲、母亲和继母，都是共产党内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把他们三位的思想感情写得那么真实、具体、细微，除了你，谁能办得到？
这位阿姨的话带给我格外的感动和鼓励。
最后我想摘要唸唸章立凡先生发来的他的一篇文章：
隨着大陸疫情在數字上的消退，最高領導人巡幸新冠肺炎發源地——武漢。姍姍來遲的親自現身，將此前標榜的「兩個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變成了三個。按照中共「壞事變好事」的傳統，「收割勝利的季節」正在到來。
……
民意的抗爭，在武漢之行中達到高潮，熱點卻不在武漢。3月10日一早，《人物》雜誌對武漢醫生艾芬的訪談〈發哨子的人〉，上網遭遇秒刪，引發網民的反審查「狂歡」。自媒體轉貼不斷被刪，網友用倒排、側排、繁體字、英文等多種版本持續接力，更變換甲骨文、顏文字、摩斯密碼、火星文、盲文等50餘種方式，對抗官方審查。這場輿論風暴的背景，是對人禍的問責，一些官方媒體、官員和紅二代，眼見體制大船被帶進危險海域，也以不同方式加入了問責的行列。試圖抹去全體正常人新鮮慘痛的記憶，在互聯網時代是一種無用功。
兩個多月來，從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展開了多方位的「甩鍋大戰」。近期召開的17萬人電視電話會議，在中共黨史上規模空前。台上僅見一人講話，稱「實踐證明，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各項工作部署是及時的，採取的舉措是有力有效的。」回顧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黨內幹部群起問責大躍進、大饑荒的決策失誤，毛澤東被迫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毛尚存自知之明，沒有要求中國人民向他感恩。相形之下，不着一句自我批評的17萬人大會，開成了名副其實的一言堂。
1957年，張奚若教授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十六字，批評中共體制的四大傾向，令毛澤東耿耿於懷。63年過去，「毛」病依舊。一黨專政導致個人獨裁，歷史教訓深刻。舉國體制之弊，在於領導人一旦出錯，則全黨全國全局皆錯。一個無聲的黨國，才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
很多人都在问：习仲勋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我想，我的“继母”一书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只要看看李锐和范元甄的家庭养育有范苗、范茂，张玉珍和老红军钟梅月养育有钟胜利、钟小玲就明白了。可悲的是，就因为习近平是仲勋的儿子，父亲李锐就对他有了特别的照顾，在他河北的仕途出现危机时，动用权力和关系，将他调到自己的朋友项南的手下，让仲勋的儿子在那里得到向上攀升的新起点。人真的是不可靠的，维护一个人的“伟大”真的是很不必要的，是危险的。只有一个好的制度，维护这个制度的“伟大”，才是希望所在。而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首先要彻底地揭示执掌了中国70年政党的丑陋，这个党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就像一颗烂了芯的笋是要一层层地去剥的，我的“继母”一书，就是在剥笋。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