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在英国一年的进修，我于1989年1月回国，继续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
1991年7月，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31届世界大会在香港召开，主要议题是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传统音乐研究。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包括二十多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了大会，我也有幸身在其中。参加这次大会的收获和感想很多，下面是印象较深的两个方面。
关于卞赵如兰（Rulan Chao Pian）教授的开场主题演讲
记得大会学术活动的第一天上午（开幕招待会是在前一天晚上），大会安排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卞赵如兰教授做开场主题演讲（key speech）。卞教授是海外著名的中国音乐研究学者，她演讲的题目是 “一個民族音樂學工作者的回郷記”（Return of the Native Ethnomusicologist），演讲的大意大意如下：
卞教授于1986年到中国甘肃采访“花儿会”（唱民歌“花儿”的民间节日），遇到几个年轻人自己不唱歌，却用手提双喇叭录音机大声播放已录制的歌，这干扰了人们在现场的歌唱。卞教授忍不住低声劝阻了两位这样做的青年。她同行的一位美国同事开玩笑地问她：“你这不是在篡改现场吗？”（“Aren’t you tampering with the field?”）这虽然是句玩笑，但引发了卞教授的思考。一般认为，文化的研究者应该采取“圈外人”（outsider）的立场，即对研究对象尽量保持客观，且不应干涉现场。但在做实地考查时，有时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当看到有的传统就要失传时，即使是文化的“圈外人”也可能会干预。卞教授进而讨论了在做考察和研究时，“圈内人”或“圈外人”通常具有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卞教授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对现场进行干涉，那么把这种干涉记录下来也就可以了。
后来，卞教授的主题演讲发表在《传统音乐年鉴》第24期（1992），见 “Return of the Native Ethnomusicologist.”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4: 1–7.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yearbook-for-traditional-music/article/return-of-the-native-ethnomusicologist/69CED68F7A115B1C5AB15477AB332379 。为了以上复述的确切，本文作者参照了这个后来发表的版本。
这个主题演讲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本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研究者作为被研究文化的“圈内人”或“圈外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演讲非常精彩，受到了与会者们的热烈欢迎。
我理解，大会安排这个主题演讲，是很妥当，很及时的。因为本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及东亚音乐，而在与会者中，中国文化的“圈内人”和“圈外人”都有，特别是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二十多位学者，这在以往的ICTM 大会是从来没有过的。开场的主题演讲阐述的这个问题，是每一位与会者都需要面对，需要思考的。
然而后来我听说，在当天下午的关于“圈内人-圈外人”的专题讨论会上，有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对这个议题似乎有些误解，甚至认为这没有多大意义。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他们实际并没听懂卞教授的演讲 ，而且对国际上相关学科（包括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中的“圈内人-圈外人”的有关论点也缺乏了解，才导致了那种误解。
可惜我那天下午去了另一个分会场（关于东北亚的萨满教音乐研究的专题），没能参加关于“圈内人-圈外人”的讨论会。假如当时我在场，会争取发言，从正面谈谈我听卞教授演讲的收获，以及对相关议题的理解。
关于大会的语言交流
上面说到，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并没听懂卞教授的主题演讲，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主题演讲是用英语，而当时大会并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翻译。
关于大会用什么语言，筹委会在会前就已经决定并通知了，除了必须提交论文的英文摘要外，宣读论文时可自己选用英语或中文。这当然方便了与会者，但实际的情况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多用中文宣讲论文（只有两人例外）；而其他与会者基本都是用英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假如英语的听力不行，别人用英语宣读的论文和发言就听不懂；反之亦然。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了让外国人也能听懂自己的论文，私下找人帮助做现场口译。我由于曾在英国进修过一年，被认为是英语“好”的。尽管我明白自己的水平很有限，但考虑到有个口译总比没有强，所以不自量力，先后应邀为三位学者做了口译，包括黄翔鹏先生为大会所做的主题演讲。那次口译给有些与会者留有印象，以致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是后话，在此暂不赘述。
记得在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书记冯光钰先生的演讲做口译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令我难忘。与另外两位学者不同，冯先生是在走上讲台时，才向我招手说：“你来帮我翻译一下。”（而另外两位学者都是提前一两天就和我说好并给了我讲稿，以便我有点时间做准备。） 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但又不好拒绝，只得硬着头皮跟他上了讲台。冯先生主要是介绍中国音协领导全国有关部门编辑“五大集成”（即《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的工作。他对我还是挺照顾的，基本是自己说一两句，就停下来让我翻一下。那个小问题发生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记得来自荷兰的年轻学者高文厚（Frank Kouvenhoven）先生用英语提问，他和他夫人到江苏南部考察民歌期间，曾发现当地有不少色情的（erotic）民歌，但在中国的“民歌集”一类的出版物中却看不到这类歌曲，这是为什么？在我口译这个问题时，把“erotic song”简单翻成了“情歌”，问题就出在这里。冯先生似乎是把“情歌”听成了“琴歌”，于是出现了答非所问的情况。由于已经超时，演讲就在主持人的干预下结束了。事后我想，“erotic song”应该翻成“色情歌曲”才是；“情歌”的英语应该是“love song”。
还想记一笔，我在大会上的论文是“琵琶音乐与其社会背景”（Pipa Music and Its Social Contexts）是用英语宣读的（由于原文较长，在会上只能宣读一部分）。宣读后回答问题也基本顺利。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的，在会上用英语宣读论文有得也有失：得是外国人能听懂；失是一些中国与会者听不懂。比较理想的办法是用双语宣读，但由于有时间限制，如果用双语，展示的内容就会少一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
据说后来ICTM 开国际大会时，会议用语只限定为英语，无论会议的地点在哪里。
上图是大会开幕那天，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们的合影（只有前排右一的那位女士来自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