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里到我上班的地方三英里。出了家门右转，再来个左转，开车十分钟便到目的地。以至于我那聪明的手表在我坐上驾驶座时，准会在屏幕上显示“十分钟到达”。它已经知道我是两点一线，心无旁骛。
其实我是有所“骛”的，只是这个“骛”都发生在这三英里，十分钟内。“骛”的种类有，红绿灯上方歇脚的鸽子，住家户前各色的花草，某个墙头开出的红杏，和路边硕果累累，却无人摘食的枇杷。但是更重要，“骛”的更多的是那些在路边散步，慢跑，或行走的路人。
有几个路人，就像某些餐馆固定的客人，几乎都是在这十分钟内，固定地出现在我这三英里内的不同路段。大概他们也和我一样，有一定的时间安排，因而我能在车窗内与他们“邂逅”。
这样年复一年，我于他们而言，大概只是一辆倏忽而过的车，而他们于我，则是由远而近，然后再由近而远，逐渐消失的陌生却又熟悉的路人。
然而最近一年，我的这些路人不见了。
“路”人的路，就是用足各走个的。老话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路人就是与自己没有任何瓜葛的人。然而这几个路人的“不辞而别”则让我若有所失。
最先闯入我记忆的是清晨散步的两位妇女。她们常出现在我左转的第一个路口。一位年长些，银发齐耳，着装合体，虽稍有佝偻，但步履神态却显的底蕴有加。同行的是位中年女人，手里还牵着一条小狗。从打扮和与她说话的样式看，可能是照顾她的。那条毛茸茸的白色小狗应该是老太的宠物。她们总是在左边的人行道，从西向东迎面走来，两人边走边说些什么。清晨的阳光，从树叶间隙洒向老太的银发，时隐时现。
还有一位是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士，中等个头。他是在每周的某个清晨，出现在我直行的第三路口后。他从右边的人行道迎面而来，脚步不紧不慢，似乎上班的地方步行可至。不知职业是什么，只见他不变的黑西装，紫红色的领带，右手总是拿着一个翻盖的手机，像是随时与人讲话，有时也确实在与人讲话。左手总是拎个黑色公文包。尽管他身着西装，但有不修边幅之感。因为他西装总是敞着，衬衣领子和领带不太熨帖。在大家都已用九代，十代手机时，他还用翻盖手机，要么是个节俭之人，要么是个拮据之人。但是能数年如一日在同一个时间去工作，至少是个努力之人。
在这位男子消失后，我很快会看到一对年轻男女，一高一矮，牵着一条棕色大狗。我只能从背后看他们，因为他们和我行走同一方向，后视镜又不能囊括他们。说他们年轻只是从挺拔的身材，矫健而快速的步伐而言。唯一清楚的是，他们总是手挽着手。不知是夫妻，还是情侣，不知是赶着上班，还是快走散步，一切不得而知。但那空旷的街道上，两人一狗的背影，像某画家的作品，我收藏在了记忆里。
再有一位，是个慢跑的近八十岁的长者。这个虽是路人，但我认识。因为他是我们一位病人的丈夫。太太在二十五岁得了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四肢瘫痪，七十五岁去世。
在太太生病的五十年间，他为了给太太治病，阅读了大量的专业和民间书籍。当他得知蜜蜂有助于缓解病情，便跑到纽约走访作者，并在自家后院养蜂。硬是让本来只能再有二十多年的生命，延长了五十年。而他自己也从青春到迟暮。但是，太太刚离开，他便得了鼻咽癌。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
有人把岁月比作河，那么在这无源无尽的长河里，我每次的三英里，十分钟，可能只是随波逐流之一粟。或许连这也不是，就被风干了。但这些路人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片蓝天下，同一道路上，虽不知彼此，却真真实实地相伴着，因而触动了我的相惜之情。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流动，在彼此的道路上流动，最终汇入长河。只有先后之分，没有贵贱之别。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路人现今何在，只愿都还在有序地流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