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和友好的德国人
小樊来到德国，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看到附近有供外国人免费学习德语的地方，就报名参加了那个班。每天下午带着江苏淮去那里学习德语，教室外面还有专门供小孩玩的地方，可以把江苏淮放在那里，一举两得。
在那个班里，小樊很快就认识了一些朋友。特别是，那里的老师们都对小樊非常热情。有个老师很想学中文，想叫小樊教她。于是小樊把她带回家里。先给她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告诉她“这是人”。老师认真地问：“大写的人怎么写？”小樊摇摇头：“没有大写”。老师又问：“那复数怎么写呢？”小樊又摇摇头：“也没有复数。”老师不由得惊讶地说：“啊，中文这么好学，没有大小写，又不用单复数。”但不一会，看到各种模样看起来差不多的方块字,如口、日、目、田、由、甲、申……,她的头就大了。这完全把她搞昏了头，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慕尼黑，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德国人的热情和友好。即便不认识的人见面，也会很有礼貌的对你打招呼。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就有人过来，看是否需要帮忙。一年来，我们见到了很多热情友好的德国人。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房东老太太、钟神父和传教士一家子。
自从我们租到Maria家的房子后，我们和房东老太太的来往就非常密切，一点也不像在Mimi那里。她做什么事，我们尽量去帮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也记得拿一些给他们。她有时候也会请我们吃饭，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喝茶。江苏淮叫她“Tante（婶婶）”，她也很高兴地答应。她家的老头还在，但年纪有点大了。说话有点不太清楚。
一个周末，我们去参观位于慕尼黑不远的达豪集中营旧址。那里和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差不多，也是有毒气室和炼人炉。门口也写着“Arbeit macht frei (劳动使人自由)”，真是个非常恐怖的地方！我们谈起这个地方。Maria太太说，她的丈夫以前是个邮递员，二战时也曾经被抓到达豪集中营里呆过。我很奇怪地问：“你们不是正宗的日耳曼人吗？”她肯定地说：“当然是啊，你以为希特勒只迫害犹太人吗？其实对不听他话的德国人一样迫害啊！幸亏他没被关多久就放出来了，否则生死也不一定啊。”
老太太说起我们，很感慨地说：“我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你们现在这样多好！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天啊。以前我们在街上也见到过中国人，可他们看见我们就躲开了，不跟我们说话。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不由得笑了起来：“那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啊。”老太太睁大眼睛奇怪地问：“我当然知道德国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人就不能讲话呢？”我不由得搔了搔脑袋，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啊，政府跟老百姓是个什么关系？她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老百姓和政府混在一起？而在中国的问题却是：怎么能把老百姓和政府分开？这，讲得清楚吗？
房东和我们
一天，小樊在擦门上面的玻璃时，不小心把玻璃碰掉了下来，砸到头上碎了。我吓了一跳，赶快到楼下去告诉Maria太太，以为要赔玻璃了。老太太一听说玻璃碎了，马上紧张地问：“你夫人受伤了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告诉她，小樊问题不大，就是一点点外伤，但玻璃破了。她才舒了一口气：“啊，那就好，玻璃破了没关系。”第二天就找人换上了新玻璃。圣诞节快到了，Maria太太还过来教我们做生日蛋糕和曲奇饼干。大家亲热地就像是一家人。
Ahne教授听说这事以后，不由得呵呵笑了起来：“哈哈，江，除了Mimi外，你的几个房东都挺不错的啊！”
但不幸的是，在我们临走前，Maria太太被查出患了肾癌。那天，老太太敲了敲我们的房门。很淡定地对我们说：“抱歉，我查出有肾癌，需要到医院去动手术。你们走时我不能来送行啦！我很喜欢中国人。”小樊和我都感到很难过，但她一点也不在乎。在家里忙碌了几天，把老头子送下乡去，把家里安排好，然后很平静地跟我们打个招呼就去医院了。她过生日那天，我们特地做了生日蛋糕拿到医院去。那天她还没有动手术，很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吃蛋糕。
临回国的前两天，我们又去医院跟她告别。一进病房，就看到Maria太太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看样子刚动完手术。江苏淮跑上前去，拉着她的手叫：“Tante!”。还没等到老太太醒过来，护士就跑来把我们拉出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可爱的老人。
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慈祥的老人是一个神父。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姓氏“钟”，所以中国人都尊敬地叫他“钟神父”。
钟神父早年在山东传教，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刚解放那年，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他是特务，甚至怀疑他参与了“炮轰天安门”的行动，被抓到监牢里关了好几年才放出来。但他始终不改那颗热爱中国的心。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德中友好。
在慕尼黑，他有很大一套房子，并以中国字“福”作为房子的名字。大家都叫它为《House Fu》。他看到中国留学人员收入很低，而慕尼黑的房租又比较贵，就把那房子都拿出来以很便宜的价格租给中国人住。因此那里常年住有十几家留学的中国人及家属，简直就是一个慕尼黑的“唐人街”，
钟神父慢慢老了，但依然不辞劳苦，经常到处游说，搞到一些资助后，就组织华人旅游团，只收很少的费用，带着大家到德国旅游，让彼此增进了解和友谊。一九八六年我们也参加了这样的旅游团。到亚琛（Achen）市后，市长要接见我们大家。我们当时一点准备也没有。不料钟神父拿出不知道何时从杭州买回的绸缎布料，在接见时送给市长，说是代表我们中国人送的。真叫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感动。事后大家感慨地说：“这种人会去炮轰天安门？亏那些人想得出来！”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钟神父
小樊和江苏淮来德国后不久，一天傍晚，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对德国夫妇带着一个男孩站在外面。他们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问：“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听到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我们当然很高兴，马上把他们请了进来。
那个男的自我介绍叫Horst Schawohl，他说：“我们家就在你们家附近。听说这里来了一家中国人，很希望能跟你们交朋友，同时学习中文，好吗？”我们也正想学习德语，和德国人多交流，当然也很高兴了。而且他们一家三口的年龄也刚好跟我们一家差不多，正好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和交流。于是他们几乎每周都有一个晚上会来我们这里聊天。有时说中文，有时说德语，不过二者结合起来确实够用了。偶尔我们也去他们家做客，或者一起去英国公园滑雪。一直到我们返回中国。
Schawohl先生是个非常虔诚的传教士。他在银行工作，但他不认为那是工作，只当是个混饭吃的地方。我们到他们家看过，相当简朴，是个对生活质量没有很多追求的人家。他的心思都花在宣传基督教上面。不过对待我们，可能也是意识到东方人和西方人差别太大了吧。他应当还算是比较谨慎的。只是不断的宣传，给我们一些小册子，经常讲一些圣经故事，倒没有拉我们一定要去教堂，或者入教会什么的。
我们在一起时的主要内容就是聊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太多了。在他们心里，中国是个很神秘的国家，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东西，他们太想知道了。他们询问过文革的真相。想知道外面的一些传闻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假的。也问过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些他们听到的一些事情。如他们拿来一本专门介绍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书，上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恐怖和血腥的事件。他也告诉我们二战后，苏联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运到苏联去为他们恢复生产，如何遭受迫害……。而我们则多是讲生活方面的事情，对于政治方面的事情，只能很小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毕竟，在当时那个刚刚打倒“四人帮”的年代，人们的胆子都还很小。
和传教士Schawohl夫妇
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对德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虽然我们的房租和其他中国人相比算是相当贵的了，但由于相对“远离”了中国人，能跟德国人有更多交流的机会，真的很值得！
在歌德学院学习的美国人Jorseph临回国前把他买的一个小电视机送给了我。虽然屏幕只比巴掌大一点，但也能看看电影。那段时期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个电视连续剧《乡村医生》。描述一个在山区诊所里的医生，他看病认真负责，经常风雨无阻地到处给人看病，而且非常仁慈，穷人病了也不收钱，乐于帮助困难的人，在受伤的歹徒面前也非常机智……。看着这些我有些发呆：如果这个医生在中国，肯定会把他宣传为“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芒”的好人。但这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啊，而且电视里怎么也是在正面宣传这些“好人好事”，并没有宣传他身上“闪耀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光芒”呢？是啊，这些好人好事其实不应当贴上所谓“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政治标签，应当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在任何社会都有。把好事都说是共产主义思想所指导，坏事都说是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这样是不是太牵强了？
德国人做事时非常认真而且死板，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清清楚楚。连“下面条”这种事都会在面条的包装上写清楚：放多少水，烧开后可以放多少面条，煮几分钟后就可以拿出来吃……。再不会做饭的人到了德国也能按照说明书下面条。而像中国厨师那种“少许”、“片刻”的提法，他们根本无法接受。一天，Ahne教授的学生Holder找我:“江，明天我有几个朋友来做客。我觉得你烧的鱼很好吃，能教我怎么做吗？”我绞尽脑汁，设法把我们平时的“少许”、“片刻”都转换成具体的数字，才写了一个红烧鱼的程序。我真担心她做不出来。还好，Holder根据我写的程序还真烧成了一盘红烧鱼。
不过，这种思路还真的很容易学会做菜。我就在那里学会了做白斩鸡：一斤半到两斤的鸡，放入冷水锅内，刚好淹没即可。给冷水加热直至烧开，烧开后继续保持六十秒，取出切块，加佐料即可食用。你看，是否简单、明确、不罗嗦？
德国人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非常精密而准确的。连江苏淮玩的积木LEGO，一块块都结合得严丝合缝，拼接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平面。叫人不得不佩服。
当然，德国人也有自己烦恼的事情。夏天，我和Ahne教授以及他夫人一起在公园里乘凉。谈到国际交流，我羡慕地说：“你们多好，想到哪里参加国际会议随时就可以去。”Ahne教授笑着摇摇头：“嘿嘿，我们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去东德啊！”“怎么啦？”我不解地问道。“我如果想去东德开会，需要办理签证。但我去外交部，他们说东西德是一个国家，不能用签证，叫我去内务部。但我去内务部，他们说这明明是两个国家，怎么可以不办签证。所以我们去不了那边。”Ahne看着我：“江，你说东德跟西德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我说是一个国家。你别看两边都有外交部，我觉得那是暂时的。”Ahne教授惊讶地看着我：“你是这样看的？”我耸耸肩膀笑道：“我只是想，应当是这样。”很幸运我的话是对的。不到十年，这变成了现实：一九九零年夏天，东德和西德统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