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距离1995年，居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1995这几个字，看着还觉得很年青。回想那时的自己，也还是年青的样子。跟今天镜子里大腹便便童山濯濯的形象，实在不像出自同一副躯壳。
那年初，我从国内来到新泽西州立大学留学。在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地熬过了一个学期之后，一放假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新州中部那个小小的大学城。一位已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中学同学和他太太，开着车子，载着我的书本被褥锅碗瓢盆等家当，把我送到了纽约皇后区法拉盛147街上一间预先联系好了的地下室。东西摞下，我们去这片华人聚居区最受欢迎的餐馆鹿鸣春吃了一顿小笼包，然后他们绝尘而去回了新州。我的纽约生活也就在忐忑不安又满怀憧憬中开始了。
我找的房子，是一间独立屋的地下室。房子最大的优点，是离法拉盛中心和即将转学去的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都在半小时的步行距离之内。房子在147街上，交接榆树街。紧邻的帕森斯大道和三福大道上，主要是多层公寓建筑。而从这条街开始，转变为独立屋社区。既有公交和商业都市便利，又具美国传统独门独院的宁静特色，位置很不错。
这栋房子，建在1930年代。那时已经年过花甲，但在这一带还不显旧。房子实际有四层。一楼高于地面，是厨房和客厅。二层是房东家的三间卧室。顶上还有阁楼。在房子的右侧，开了一扇侧门。开门下十来级台阶，便是地下室。虽然是地下室，但是四面都有高出地面的窗户，通风透气，光线很好。在纽约住过地下室的人，就知道能找到这样的半地库，也可以算是好命了。
房东夫妇来自上海，年纪三四十岁，有三个男孩，从八岁到十二三岁。男主人身高一米八左右，上唇蓄着帅气的一字胡，对人友善，笑起来眼睛发亮，颇有魅力。女主人则很符合上海精明女性的典型形象，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描出的眉毛稍稍挑起，只见她朱唇开启：“床垫你付我15块好了，很合算的。”我把靠墙的单人床垫放平在地上，赫然看见上面满布长江黄河，不知道是房东公子的童心无忌，还是前面房客的春梦遗痕。我虽心生犹豫，但看看房东太太目无余子的满脸热忱，还是不问出处地照单收货了。
房东把地下室向阳的一侧隔出了三个房间，另一侧则是卫生间和开放的厨房。我的房间是三个房间中间的一间，也是面积最大的，大概有六张单人床那麽大的面积，以至于我在睡床之外，后来还从街上捡来了书架，书桌，一张双人沙发，仍然进退自如。
地下室第一个房间，门口对着楼梯，所以房门总是关着。住其中的室友多半时间并不在家，难得一见。他年纪不大，只有20出头，身材矮壮。从有限的几次谈话中，我了解到他是我的广东老乡，却拿着一个南美国家的护照。他是经由亲戚介绍，在法拉盛某个华人超市打工卖猪肉，一周上班六天或七天，偶有休息也是和他的乡邻们一起过。他普通话都不怎么说，更不要说英文，早出晚归，很少出房间做饭。我们一直没有什么交流，我也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只记得有一天，我上厕所，看到窗台上放了一本画报。打开一看，是香港版的阁楼（Penthouse）杂志。一页页翻过去，满目紫黑乌青，像看一本烧茄子菜谱，当时觉得有点反胃。才记起小广东在出门上班前，在卫生间冲过澡。
地下室尽头的第三间房，是最小的一间房，面积可能只有我房间面积的一半大，房内光线也相对暗淡。但它便宜，租金只有100元。而我的租金是160元。这房间的租客，是一个俄国人，名叫Vova沃渥。他瘦脸长身，在地下室站着，头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给我留下弓腰驼背的印象。他的脸色也看着发青，带着病容。
沃渥很热情友好，一见面就和我攀谈。不过我马上发现他口吃，说话打结巴，再加上他边说边想，一句三顿，让我听起来费劲。他告诉我，他也是皇后学院的学生。我已经记不得他的专业是什么，好像是物理或者数学。他说他以前在苏联的导弹部门工作，地点在西伯利亚。他是怎么到的美国，我已经记不得他的说法。也许是靠假结婚，那时候俄国虽然跟美国已经不再敌对，但俄国人到美国移民或者留学并不容易，除非是犹太人，而沃渥不是。
不管怎样，沃渥到了纽约读书。他好像无亲无友，孤苦伶仃，而年纪可能已经有四十上下了。一个俄国人租住在法拉盛，被华人包围着，这本身就够奇怪了。俄国人在纽约的聚居区，是遥远的康尼岛。在法拉盛，满街的华人和韩国人，一个俄国人该是何等孤独。在断断续续的聊天中，他提到过他有一个中国女友。这个女友，似乎住得不远，但从来没有到他的住处来过，也很少见到沃渥周末出去过夜。有几次隔着墙壁，听到他在电话里跟一个女人急切地讲话。双方的英文都不太好，而对方的英文听起来更是中式英文。沃渥着急起来结结巴巴，让我隔着墙都替他着急，恨不得穿墙过去代打。打完电话，他曾经找我问过一些中文字句，也顺便教会了我说大师伟大尼亚(再见）和思巴思巴（谢谢）。
我觉得，沃渥周末不出去约会，大概是没钱。他是真正的全时学生，学习非常刻苦。他没有工作，那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我到今天也想不明白。他不像我走路半小时，穿过凯辛娜公园到495号公路另一侧的学校去上课。他骑一辆旧自行车来回，回来后就基本足不出户。我经常听到他房间里打印机嘶嘶的声响，也看到他手上一沓沓的折叠纸，那是他的计算机编程作业。
“我在辅修计算机，准备毕业后到华尔街做交易模型，年薪能超过十万。”他笑眯眯地说，眼睛并不看我，喃喃自语，仿佛眼前钞票晃动。
我看着他，觉得在听天方夜谭。华尔街，我知道。但交易模型是什么，我毫无头绪。我看看他营养不良的脸，和自言自语的样子，觉得他在梦游。他事实上连吃饭的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经常是一个土豆煮熟了，撒点盐巴，就是一顿。如果年薪十万，那不是像变成了国王？
不像沃渥，我总是试图让自己生活得踏实，我讨厌虚空的东西。我学的是大众传媒研究，课堂上学习的是葛兰西的新马克思主义，乔姆斯基的语义学，和主张把History改成Herstory的女权主义。那些学说，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前记者难以接受。在我看来，那一套充满理想主义的左派论述，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向，已经破产。它们作为思想批判的武器，用在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分析研究上，也只是吹毛求疵，自命清高。而那些思想大师们口诛笔伐的电视娱乐化，报纸视觉化，则得到我的热烈拥抱，与其固守思想的孤独高地，我更喜欢人间的缤纷烟火。
更何况，肚子饿着，思想能走多远呢？口袋空着，连学费不靠打工都难以为继，又如何做到心忧天下呢？两个月前，在考虑转学的时候，我特地去了趟哥伦比亚大学。她的新闻学院，对于新闻人来说，是何等仰慕的殿堂。我走进了教室，也的确见识了殿堂的美轮美奂。那晚的讲座，教授们头戴着法官样式的假发身披黑色大礼袍鱼贯出场，让我大开眼界，但更深地意识到囊中羞涩。哥大的学费是皇后学院的十倍，我根本无能为力，于是只能放弃跟杨澜做同学的梦想，选择了自号平民哈佛的纽约市大。多年之后，才有人说，即使是杨澜，如果不是得到贵人资助，恐怕也难以从哥大顺利毕业。
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拿到学位，我在纽约读书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打工。根据我的工卡，我学期时每周可以打工20小时，假期可以全时打工。我没有浪费过一分一秒，周一到周五上课，周六日在曼哈顿东村的中餐馆，从下午四点做到凌晨2点。下班之后，我常常在夜半的七号地铁上睡着。车到了终点站法拉盛缅街车站，总有人把我叫醒。半睡半醒地走回家，往往已经将近凌晨四点，我倒头便睡，有事醒来才发现裤子只脱了一半。
尽管日子艰苦，但我从来不曾后悔或退缩过。事实上，比起学校里的苦读，我更加喜欢打工的时光。如果说法拉盛让我感到像回到了中国小城一样亲切的话，曼哈顿才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纽约这个世界之都的魅力。我见过早晨四点钟的曼哈顿，早起的年青人踏着轮滑在空旷的公园大道上飞驰而过，像超人电影里如烟的魅影。我见过夜间三点钟的曼哈顿，身材俏丽的站街女郎在迪兰西隧道出口的公车站，靠着下水道喷出的蒸汽取暖，像极了梦露鼓裙而舞的模样，而旁边是一群年青的大学生，刚刚放学，人人精神高涨，一位男孩捧着一束花，献给身边的恋人。我喜欢在万圣节的夜晚，餐馆里涌来一波又一波打扮得奇形怪状别出心裁的人们，欢笑喧闹，汇成快乐的海洋。我也喜欢在晴日的下午，到南街海港或是炮台公园，看碧波白帆，人群熙攘，远处的自由女神，高擎火炬，在漾漾波涛中屹立百年。
我深深爱着纽约。那时我还年青，而纽约特别适合精力充沛的年青人。从新年到圣诞，纽约周而复始日夜不停地旋转。她不知疲倦，她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黑白好坏。她像儿时看不够的万花筒，永远能变化出绚烂不同的花样。
就连她的气候，也是不凡的极端的。纽约的雨季，狂风骤雨到来的时候，街道瞬间变成汪洋，而人会被吹反的雨伞拽着跑。说到她的冬季，谁能忘记1996年除夕那场世纪暴风雪呢？而她酷热难当的夏季，每年都要让不少老年人搭上性命，更是让人闻之色变。
就是在96年的一个夏夜，酷热似乎要把人蒸熟一样，家家都把空调开到最大，结果导致大停电。在房间里呆不下去的我，推门走到了大街上。从家往凯辛娜大道漫无目的地走去，先是经过了两个街口外的干洗店，看到平素总是笑意盈盈的美丽女店主，正背着孩子借着烛光收拾店铺。又走了几个街区，到了一位韩国同学的住处，惊喜地发现他这里没停电，敲门他正好在。他是一位年青的电影导演，平常总是扎着马尾小辫穿着皮夹克，颇为新潮。我们聊了一会天，然后他拿出一盘录影带，给我放了一出电影。这是他导演的，不知道是否在韩国上映过还是习作，有些幼稚，但电影语言新奇，情节流畅生动。结尾处在海边沙滩上，一只怀表被沙堆吞没的蒙太奇表现手法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为他的才华折服。
看完电影，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辞，走路回到我地下室的窝。屋里仍然一片漆黑，似乎比刚才更热了。杀猪的小广东还没有回来，沃渥屋里倒传出一点声音。我敲门，沃渥应了一声。我问道，“沃渥，停电几个小时了，你一直没出门吗？你都干啥啦？”
他说：“I was thinking".
我说："What were you thinking?" 你想什么了？
他回答：”I was just thinking."
Thinking? 想干什么？不对，他是说，他在思考。
在黑暗和酷暑中，他思考了三个小时。在高压线都因为高温熔断之后的时候，他坐在黑暗里，思考了三个小时，而且会继续思考下去。
半年之后，沃渥拿到学位毕业了。他在华尔街找了份工作，年薪不详。他很快搬走了，他空出来的屋子，由原来住在阁楼上的我的北京哥们戴建鹏住了进去。老戴说，沃渥给他留了一堆编程书，还有一捆杂志，是花花公子。都是沃渥自己掏钱买的。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沃渥在那个黑夜，想了什么。是导弹轨迹，是宇宙奥秘，数学模型，还是花花公子杂志里那些光溜溜的兔女郎，抑或是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今夜，在我因为新冠肺炎禁足令而隔离在家，百无聊赖，脑袋空空的，突然想起他来，仿佛看到他坐在椅子里，做思考状，而窗外的救护车正一辆辆地呼啸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