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县里开批斗大会，县中学校长被红卫兵从台上被推下来，跌得头破血流, 昏迷不醒。今天下午县里还要开批斗会，据说你们的爸爸也在被批斗的名单中，下午你们几个应该去看看爸爸。” 吃中饭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几个下达命令。
窗外刮着北风，下着冻雨，天上堆满了乌云。窗外的屋顶上盖着黑色的瓦片，雨水哗哗地从瓦逢里往下流，到了屋檐边就变成了水柱，前赴后继，跳悬崖似的往下猛冲几米，一头撞在石板地上，跌得粉碎，再也看不见了。
妈妈说话时候的脸色就像是窗外的天空一样阴沉，她眼眶里的泪水就像对面屋檐上的雨水。
那是1968年冬天，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县城里经常武斗，前几天我们公社的王大兵在武斗中为了保卫什么路线被人打断了两条腿。我们学校里有一排房子改成临时牢房，关着许多 “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小爬虫、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等，这些人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每天早上他们都戴着高帽子，头颈上挂一块大黑板游街示众。
那年我9岁，什么都不懂，天天在街上看热闹。那些挂黑牌示众的都是别人的父母，与我没有直接关系。
两个星期前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门口聚了许多人，有邻居的大人和小孩，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农民。我从人群里挤过，进到屋里，看到爸爸正在用一块旧的蓝布包几件衣服和裤子，做成一个包袱。爸爸身上前后披着两张发黄的大报纸，不知是谁设计的，谁做的，上面有一个大洞，头可以伸出来， 两边用浆糊沾了，看起来就像一件用纸头做的衣服。 那纸衣服的前后都用漆黑的墨迹写着醒目的大字，“反动道会门”。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也不敢说，不敢问。我只是悄悄地走到爸爸身边，靠在他身上，害怕失去他。
我爸爸在邻近的枫林公社工作，是那里的最基层干部。枫林公社在我家的西北面，离我家有十几里路。那里我去过几次，地名听起来很高雅，让人想起杜牧的诗，但是那里一棵枫树也没有，更别说“停车坐爱枫林晚”了。山上是光光的，据说那里的树都在大跃进年代被砍光了。爸爸平时住在公社里，每个月只能回家来看我们一次， 都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着来回。路是用石头和泥土筑起来的，可以走，可以拉车，偶然也有拖拉机在路上开，留下深深的凹陷，到了雨天，路上到处都是水沟和泥浆。
“爸爸要走了，可能几个月回不来，好好听妈妈话，不要调皮。” 爸爸看着我，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几下就拿着包袱走出门去。这是我和爸爸告别前最珍贵的抚摸，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 爸爸在，就有安全感，就有依靠。 爸爸走了，就没了安全感，好像天坍了一半。
到了门口，那两个带红袖章的人又把爸爸的双手用草绳捆起来，然后像牵牛一样地拉在他走了。
“反动道会门。”
“走资派。”
人群还没有散去，还在议论， 用冷冷的眼光看着我爸爸远去的背影。
外婆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妈妈还没有下班，我看着远去的爸爸，好像突然成了孤儿。 我心里发慌，眼睛里含着泪水，可我是男孩，不能在邻居前面哭，只能忍住眼泪。
我在家门口的乱石堆上坐了很久，妈妈终于下班了。一回家，妈妈就把外婆，两个姐姐和我拉进门去，关起门来，低声说话，就怕被人听见。
我问妈妈为什么他们要把爸爸抓走，什么叫反动道会门。 妈妈讲这事说来话长。原来我父亲的祖上是信道教的。我的曾祖父开了一个道观，是当地道教的教主， 主张清净无为。我爷爷很早就过世，我父亲6岁就成了孤儿，道观从此由他人接手。我父亲住过孤儿院，放过牛，在布店里做过学徒，1950年参加了革命工作。道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在50年代初被镇压。那个从我爷爷那里接手道观的掌门人1951年被枪决，罪名是反动道教领袖。我父亲不幸中有幸， 逃过一劫。 但是厄运并没有从此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家中道教的关系他不得提干，不得晋升，即使他六岁就成了孤儿，与道教再无干系。
文革开始，他又成了造反派的专政对象。
爸爸被带走后，两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他的消息。每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关了门，关了窗，天一黑就睡了。晚上我经常醒来，听到窗外呜呜的风声，树枝的敲打声或猫的叫声我都会被吓得发抖。 就怕有贼进来，有人进来，要来我家抓人。
那天终于有消息了，但不是好消息。我们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下午会不会被批斗，会不会被人从台上推下来，打掉牙齿，跌破脸，甚至……。
妈妈说她自己在单位里是被监督对象，不能自由行动，不能去看爸爸。没办法，只能派我们姐弟三人去找爸爸。 妈妈让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二姐一人出征，去县城的批斗会现场找爸爸。从我家到县城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再过一个轮渡，大概需要一小时。二姐那年12岁，她一个人勉强可以胜任。
我和我大姐为第二队，去关押我爸爸的公社，要走十几里路， 希望他在那里，没有在县城被批斗。
出发了，风还在刮，雨还在下。隆冬季节，正赶上冷空气南下。我家北面离海不远，风从海上来，毫无阻拦，一阵强过一阵。
刚出门，大姐拿着一顶大的油布雨伞，我撑着一顶小一点的雨伞。大姐好心，怕我被雨淋湿，就把大伞让给了我，她自己撑小伞。其实大小雨伞都不顶用，那天的雨和风一样都是横着飞，不管我怎么撑雨伞，雨水还是夹着风拼命地往我的身上钻，不到几分钟我腿上的裤子已经被淋透了，两条腿在不停地发抖。
路面是泥泞的，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水坑。我穿着一双胶鞋，一脚深一脚浅的在水坑和泥泞中行走，很快两只鞋里都灌满了泥浆。那年代我还是小孩，很调皮，平时就喜欢踩水坑。 一脚踩下去，水从地上溅起来，我就很高兴，哈哈大笑。可那天不一样，要赶路，路上有踩不完的水坑，而且水也太冷。
风太大，我们撑着雨伞，向西北方向行走，逆风而上。风和雨都是迎面而来，为了挡风遮雨，伞不是撑在头上，而是撑在身体的前面。每一阵大风刮来，我都要顶着风，拿着雨伞，原地站稳，等阵风过了我才能再往前走。
我姐姐那年13岁，力气比我大多了。每走一阵她就要停下来等我，催我：“快点走，早点看到爸爸。”
有一段路，在河边走，无遮无拦，几阵狂风扑来我都被吹得往后退。幸好那路上都是泥浆，我的脚陷在泥里，否则我肯定被吹到了河里去了。
走了一阵，到了一个山脚下，山把风挡住了。这段路走得很轻松，我马上高兴起来，走得快起来，赶上了姐姐，还与她比赛谁走快，我好像已经看到了爸爸，简直太高兴了。
走出山口，风更大，雨更猛了。 我又被姐姐抛在了后面，两脚发麻，两腿发抖，我已经冻僵了，快走不动了。
“快点走，快点去看爸爸。” 风雨之中我又听到了姐姐的喊声。
“好的，好的，我快点走，但愿爸爸在公社里关着，不在县城里挨斗。但愿我们能看到爸爸。”
走了一阵，我又走慢了，又走不动了。
我反复地问姐姐 “快到了吗？ 快到了吗？”
姐姐总是鼓励我： “快到了， 快到了。”
风雨之中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终于隔着一条河远远地看到了枫林公社的房子。以前爸爸在那里工作，现在爸爸在那里关押着。
河面有近百米宽，河上有一条桥，桥面用大石条铺成，这桥不知是什么朝代建的，经年失修。桥两边以前有石栏杆，现在这石栏杆多数已经坏了、断了、掉了，桥面上多数地方没有栏杆。行人、自行车、手拉车从桥上通过，都要小心， 否则会掉到水里去。
姐姐看到那公社的房子就兴奋起来，走得很快，风一样地刮过桥面，跑进公社大门找爸爸去了。 我一个人远远的走在后面，等我走近桥面的时候风还在刮，雨还在下。桥面上没有泥浆，有青苔，很滑。当我快走完桥面，只剩下最后十几米的时候，又是一阵狂风。不！这好像不是狂风，而是一阵旋风，把我的大伞吹了起来，我赶紧用力拉住，可惜我还是小孩，人太轻，人和伞一起被吹了起来，我的双脚好像离开了桥面和雨伞一起飞了起来。
紧接着“嘭”地一声， 我的身体撞到了桥的栏杆上。还好风小下来了，我拉着雨伞又掉回了桥面。 谢天谢地，我命大。在我被风吹起来的地方有一段栏杆。再往前或往后几步，就没有栏杆，如果我在那里被风吹起来，我就成了水上漂，那天我肯定是见不到爸爸了。
落到了桥面，定定神，我赶紧往前走。等我走下桥头，姐姐已经从公社的大门出来，在那里大喊：
“弟弟快过来，爸爸就在里面。”
说着，她拉着我的手，就往公社里面跑。
我终于见到爸爸了，他住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里，石板地， 冰凉的，地上有一条草席，一条破旧的被子，别的什么都没有。爸爸的胡须很长，衣服有点破，嘴里少了一颗门牙。
“爸爸。”我叫了一声，别的什么都没有说，就跑过去靠在了他的身上。爸爸又用他的手在我头上抚摸。
找到爸爸了。
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