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中，全球面临新冠病毒危机，中美关系也陷入前所未见的危机，亟需重症监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指，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在华盛顿，这一观点亦是中国观察者之间的共识。《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
就连许多曾深度参与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亲历者，都对此忧心忡忡，在奥巴马时期主管中国政策的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也不例外。
他早年当过驻京外交官，在2013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作为美方代表参与了四场“习奥会”。如今，何瑞恩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
作为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何瑞恩认为，华盛顿近期的外交策略值得商榷。面对中国声浪愈高的“战狼外交”，美国“以牙还牙”的策略损害了其声称要达成的目标。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疫情处理不当，不过特朗普政府在完成调查前，就一口咬定“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结论，削减了北京配合国际科研调查的可能性。在与中国互相抹黑的斗争中，美国政府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参与制造问题的一方，减少了国际合作抗疫的空间。
“未来的美国领袖要从这个时期中学习到，当中国开始为自己挖洞时，华盛顿不该与北京抢那把挖土的铲子，”何瑞恩近日写道。
中美关系何以至此？两国在外交政策上可能犯了哪些错误？新冠疫情的后坐力与2020年的美国大选，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何种变数？BBC日前就以上问题专访了何瑞恩。
BBC：很多美中关系的观察家都认为，如今是两国建交以来关系最严峻的时候。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哪些迹象说明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的确如此。两国关系曾有过很多困难时刻，例如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8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然而，这些全都是因某个事件而起的危机。当两国一同度过那些难关，关系就持续发展。这段时间感觉不一样，两国关系承受的压力更具结构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压力，而非单一事件，让两国关系最终不堪重负。
我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相当失调。美国和中国正处在一场斗争中，这导致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少，对抗的领域则增多，对紧张关系的管控力也在下降。我们如今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威胁，但双方无法团结对抗。
两国本已建立了危机时期的模式，而且曾经并肩度过难关。在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其他事件发生时，这个模式都反复出现过。
如今，当合作明显符合两国利益时，两方仍然无法团结一致，这很清楚显示，两国关系已经相当磨损。再加上两国其他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压力点，全局显得不容乐观。
我认为美中关系已不再是rivalrous（有竞争性的、敌对性的）关系，而是adversarial（对抗性的、敌手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在竞争关系中，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而在对抗关系中，你会试图伤害对方，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BBC：在中文中，竞争、对抗、敌对的差别似乎并不大，对方都是对手、敌人。而新冠疫情似乎激化了长久积压的一些情绪，造成了如今剑拔弩张的态势。
何瑞恩：这的确是各种压力长久累积的结果，并不是由于covid-19，我认为两国有这个共识。美国和中国处在一个“一山不能容二虎”的斗争当中。两方都想法设法成为胜者。在这场疫情当中，两国在打一场舆论战。为什么会出现舆论战？为何两国认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两方都深信他们必须胜出。
BBC：在过去三个月，你认为在哪些关键时刻，华盛顿与北京本该处理得更好，避免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
何瑞恩：我认为赵立坚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所做的事情极不明智。我理解他那番言论面向的是哪些观众，然而，他的言论在美国激起了极大的反感。
同样的，在美国国会和政府，有许多人深信要向中国展开舆论战，他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方式，将全球疫情与中国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不良用心挂钩。
事已至此，两方都有责任。不幸的是，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短期内两国关系能取得突破或扩大合作面。我认为我们还需要等一等。
BBC：你曾表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本应有台面下的沟通渠道，为事态降温。
何瑞恩：是的，我认为如果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在一个不同的场景下，在疫情的最初，会有一次双边通话，两国的领导人会指派一位负责人作为政府内的统筹者，协助建立解决问题的渠道，两国都会有一定的协作和纪律来管控问题。但这显然没有发生。我认为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缺乏这番沟通的后果。
BBC：根据美国媒体近期的报道，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又译波廷格）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很多人说，以他为代表的中青世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者、中国观察家，对华立场较为鹰派。你跟博明年纪相仿，你怎么看这些观察？
何瑞恩：那是媒体报道中博明的观点。我想，如果我在那场对话当中，我会问的问题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应是停止病毒的传播、救下人们的性命，尝试说服世界病毒从那个实验室起源，是否能帮助我们达成目标？
不同人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和中国明天达成共识，支持联合国带领的调查小组，在疫情危机过后调查covid-19的起因和后果。两国可同意调查起源，然后把议题先放在一边，先度过这个危机，让科学家和专家来理清真相。但我对这个可能性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比起缺乏事实的互相指责，这是处理病毒起源争端、走出危机的更明智方法。
对于美国年轻的中国观察者更鹰派的判断，我其实不太信服。如果只能在对华鹰派和鸽派之间选一个，很多年轻人会选择鹰派而不是鸽派。但如果可在一个长维度上选取，或许会发现不同年纪的观察者会有非常多元的取向。华盛顿的鹰派人士的密度高一些。
BBC：与上述观察形成镜面对照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对美国语气更为强硬。一般的中国民众，似乎对美国也越来越没有好感。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何瑞恩：我对此感到忧虑。这不仅仅是年轻一代更鹰派的问题，而是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在抬头，背后一部分的原因是领导力的缺失。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变革行的变化，的确有一些事件将关系下沉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在奥巴马和习近平分别领导美、中两国时，两国关系也很复杂困难。不过，当时有领袖人物，关系的气氛很不一样。
如今，两国都利用美中关系满足其国内政治需要。当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当时华盛顿的看法是，美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将它变成政治足球。奥巴马政府或有一、两次为政治目的利用了中国议题，但总的来说，目标是将美中关系从政治焦点话题的热度中抽离出来，因为它对两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如此重要。
当我第一天在白宫上班时，我就被告知，要把重点放在政策，而不是政治。如果你做好你的工作，好的政策就会产生好的政治。那是当时我们的思维模式。我认为如今的方针与当年截然不同，现在政治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政策。不仅仅是美国一方，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BBC：科学家可能要在一年甚至更久之后，才会研发出疫苗。这期间，美国大选是中美关系的一大变数，特朗普已经瞄准大选中的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的中国往绩发起攻击。这将如何冲击中美关系？
何瑞恩：我认为类似的攻击会更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总统会试图把他的对华方针、以及他对拜登对华看法的解读区隔开来，他有这样做的政治动机。在特朗普手下，也有很多人想将全世界人民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怪罪在中国头上，因为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存在疏忽大意。
这期间，中美关系会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唯一的疑问是，下跌的角度会有多陡峭？我认为，那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决定如何回应美国的对华表态，我认为这股批评声浪会非常严酷。我希望北京能放长双眼，敞开沟通的大门。尽管在短期内，两国间的情势也许会非常紧张。要知道，疫情危机很可能在11月大选后还有余波，如果两国关系在那之前下降得太多，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BBC：如果前副总统拜登当选，美中关系会有哪些变化？与奥巴马执政时期相比会是怎么样？
何瑞恩：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副总统拜登当选的话，这四年发生的事情就会被遗忘，中美关系就能回到2016年。世界格局、美中关系都已变化，美国的政策也会变化。我相信拜登如果当选，他会比2016年时对华更为强硬，这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在经济方面，美国将更注重成效，改善本国就业和工资。拜登会感觉需要向他的支持者作出交代。
而日前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写的文章，大概颇能代表来自北京的观察。不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当选，对中国各有利弊。特朗普对华强硬，但他的政策不是特别有效，也无法动员其他国家，只是美国的单边行动。而拜登可能不那么鹰派，但他的政府会更有效、更能动员多国向中国施压。
BBC：新冠疫情为美中关系带来诸多动荡，但同时又提醒两国，他们互相依存，并需继续共存。你认为疫情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新章节的开始吗？
何瑞恩：我认为我们在预期新冠疫情的意义时，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在后新冠时期，美国和中国会被世界其他国家评判，关于两国疫情应对、保护国民和复苏经济的有效性。同时，我们正身在危机的迷雾中。如果你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或是911事件后，回顾当时关于世界将如何变化的预期，它们都显得不那么有先见之明。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会是例外。我时不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世界将如何翻天覆地变化的大思想性文章，我总有这么一个疑问：你怎么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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