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0日 第二十八期（“张玉珍成了政委”）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0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二十八期。今天继续把《张玉珍成了政委》这一章唸完。
父亲的日记中对张玉珍政委的管束时有记述。从他的日记我才知道，早在1997年父亲私底下就称张玉珍为政委了：
1997年9月10日（星期三）
上午小赵送来《感想与意见》校正稿两份。一份即送李普，自己再看两遍。张政委也过目通过也。
1997年9月16日（星期二）
早餐后，光远来，谈他的《于氏辞典》公有制问题，说马恩并没有认定共产主义社会，而只认定社会主义。“个尽所能，各取所需”，按德、法文翻译并不全达意，此译语始作俑者是他（当年同王惠德合著的“教科书”）。他马恩原著读得太熟，我无法插言。随后因高扬约到他的房间漫谈，李力安在坐，于是只好谈党的腐败及中纪委难办等问题。李还谈到文革初他们组织部头头们以刘邓之罪挨批斗种种情况。高对现状最不满不在“左”而在党之右，无人管党也。谈到十一点回房，玉珍来，一同进餐。稿子竟未送胡锦涛，小贾也疏忽，赶紧补寄。此稿反应良好，使玉珍政委放心（以后不要再时敲“警钟”也）。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利用空闲时间，将“永别了，紫阳同志”一文草就，文首是七绝：
相见真难半月前，坐床吸氧喜交谈。
忽闻噩耗我无泪，正气千秋天地间。
（同邵燕祥通电话，最后三个字由他定稿。原拟用“奏凯旋”，他说是阿Q精神。）随即到廿四号楼复印两份。交嘉满传小妹。因玉珍警告，暂压下。许医农电话，丁东家门已有警车伺候。
这里需做个说明：赵紫阳先生去世后，香港《争鸣》杂志为李锐留出版面，我电话父亲，他答应定交一首悼诗，却迟迟不到。苏绍智先生非常着急，电话与我：“紫阳去世李锐若无话，哪里还有大哉李锐！”我收到小满传来诗稿即转争鸣。刚刚发出，奚青打来电话，说他刚从22号楼出来，张阿姨意见：李锐的稿子绝不能发，为李锐安全计，他本人也赞同此意。我只答：“了解了。”心说：“李锐哪里会有安全问题？”后来的事实也是什么事儿没有。父亲拿到那期《争鸣》后还到处示人。父亲多次对我说：她说你不顾我死活，狼心狗肺，只为自己出名。我问：“我为你做的哪件事给你带过麻烦？”父亲想了下说：“确实没有。”我说：“你根本就在一个安全的死角，不要把自己吓成那样。你不要以为我只是胆大包天，其实我做事是有掂量的。”父亲点头称是。但是下次又会重复张玉珍的话。
2007年2月9日（星期五）
下午没去游泳，三点半赵洪祝、王尔乘等三人来拜年，送压岁钱3400元。赠《近作》与《大趋势》。玉珍同毛局长讲，不接见记者了。
2009年2月3日（星期二）
薛京和朱成贵来，朱将《我所认识的李锐》订正稿带来，已交与吴思，赞赏我的修正。谈了许多往事，如富春被认为“二月逆流”后台时，曾拟汽油泼身自焚，以示抗议，被蔡畅严阻。他想约我谈高层人物，他与薛京记录。玉珍正好听到，极力反对，以谢韬为例。朱只好应和。
2012年7月4日（星期三）晴
玉珍同我谈，薛京反映，部里对我在《炎黄春秋》座谈会发言有意见，十八大不要再上书了，也不要代寄什么了。于是将第5期刊载的发言唸给她听了，感到没有什么呀。
2012年7月18日（星期三）晴
前几天电台、报纸宣扬刘宇一的画展，这也属于“唱红”一类，继续捧毛了。
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阴
下午四点应约参观刘宇一画展。夫妇接待，宇一作好几幅画的解释。观众围着拍照。几大幅画恐是世界少见，在香山三年作的奥运回忆，长120米，高6米，另一幅人物2000。满起、小玲、小余、韩磊、玉珍一起，我坐轮椅。告别时又赠大画册。我留言四句：
一生勤奋，彩笔传情；人物山水，讴歌盛世。实现了玉珍的嘱咐：要讲好话。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平江张满兰同三人来，有长寿街的党委书记尹佑祥，送《长寿镇宣传片》。赠张《口述往事》，谈了三大问题和毛、邓等往事。晏乐斌来，送资料。
玉珍告我，体检心电图心脏已停止跳动，就靠起搏器了，讨厌我讲话不停。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常务副部长陈希四点来看望，薛京早到，客厅摆好食礼盘等。由于堵车，快六点了，才来到。有秘书长、党委书记、老干局长等共8个人，一大篮水果，3600元过年礼。陈62岁，清华的。我力夸肃腐和宣扬法治。玉珍很满意。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阴
上午薛京先来，新来的副部长、老干局副局长吴卫新（女）来贺年，送大花篮，红包3600元。我谈为何得长征奖牌，并谈邓力群事件，“为党立了大功”（赵紫阳评语）。玉珍在座很高兴，她担心我谈毛。
“张玉珍成了政委”这一章就唸完了。空下的时间很多，就再读几封听友们的来信吧。
一位上海的老先生听友写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留下真实的历史》，这里只摘唸几段：
最近，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海南大学王小妮教授，均因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不当言论”，被调查，将受到“严肃处理”。
今天，又在手机微信里看到一篇题为“老师，你再这样讲美国，我就要举报你”的文章。说的是，有一位知名学者、教授，在讲授关于西方文明的课程时，用中国文化历史作比较，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反感。他讲美国的建国历史，讲到华盛顿拒绝担任国王退居园林、费城制宪会议等重大人物、事件时，插入当时满清官员去美国考察的故事。还有，他在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讲到当时英法使者和满清朝廷谈判，朝廷直接将谈判代表39人监禁起来，用大刑伺候，死去20人；正是朝廷这样违反西方“国际法”，也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外交准则，才招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此，一些学生“脆弱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伤害，有的向学校打小报告，说老师在课堂上“歪曲历史”，还有一个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匿名信，警告老师——
请老师你以后好好讲课，不要崇洋媚外，一味抬高美国，贬低中国，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我们的四大发明和文化领先了世界几千年，如果不是西方武器先进，根本不可能反超我们……如果你以后再这样讲美国的话，我就要举报你了。
姑且不谈社会的言论自由、教师的人格尊严、学生的做人底线诸问题，只谈一谈我们所接受的历史知识的真实性问题。我们知道，有关部门，出于某种意图，传播历史知识，有时会掩盖、歪曲或篡改它本来的真相。比如上面说到的“火烧圆明园”，人教社出版的现行中学历史教材是这样写的——
《天津条约》并没有使侵略者满足。1860年，英法两国借口换约受阻，再次出兵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咸丰帝让他的弟弟奕?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自己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英法联军对北京西北郊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进行了大肆抢劫，之后又放火烧毁。
闭口不说满清政府违背外交常规，大刑伺候英法谈判代表，弄出人命的问题。历史教科书上，还有把“文革”这场浩劫，美化为“艰辛探索”等。
史贵真实。留下真实的历史，对于现实、对于未来，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南央女士替父亲整理、编辑、出版《李锐日记》、《李锐口述往事》等著作，给国家留下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共党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李南央《我的父亲李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等著作，虽说是属于“家史”，但因其既有人物之间亲情、爱情、准亲情、被扭曲的爱情等关系的复杂性，又有带着政治色彩的特殊性，也将成为研究党史、国史的一份有价值的个案资料。
正如单少杰先生所说——
李家父女的著述，……无疑为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材料——国史个案研究材料和家史个案研究材料。
我们的民族，曾经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民族，曾以史为国本，但如今似乎成了一个记忆匮乏的民族，似乎患上了那种“老年性健忘症”。
……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记性，就一定失去血性，就一定失去发自民族深心的荣誉感和耻辱感。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中的许多人士，尤其是一些权势人物，就会变得越发寡廉鲜耻起来。
李家父女这些著作大多不能在国内出版，甚至在国外或境外出版了，带进国内都很困难；北京机场海关没收李南央从境外带回的李锐著作一案，被某法院搁置六七年了，至今还是悬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这些著作，揭示的是历史真相，尤其是李锐先生担任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要职，他笔下关于延安整风、庐山会议、三峡工程、组织人事工作和对高层人物臧否等问题的文字，有许多对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难免会犯忌。
其实，这又怕什么呢？我们不是有四个“自信”吗？过去，我们党或者党的领导人犯错误，是客观存在，毛泽东不是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掉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吗？当然，李家父女的著作中，也会有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内容，把它们公之于众又何妨呢？让读者、让人民来鉴别呗！当然，那些匡正时弊的文字公之于众以后，要掩盖、歪曲、篡改就难了；如果怀有唯恐露丑的阴暗心理，那就不要奢谈什么“自信”了罢！
我们谈论留下真实的历史，不能不说到留下真实的现实，因为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或者叫做“正在进行的历史”。我们不仅要研究过去的历史，恢复其被掩盖、歪曲、篡改了的真相；而且要记载好今天的现实，为未来留下真实的历史。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抗“新冠病毒肺炎”的“战疫”……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正在进行的历史”，都被公然堂而皇之地掩盖、歪曲、篡改了！可想而知，多少过去赤裸的历史真相，被花言巧语掩盖、歪曲、篡改了；又可想而知，这段抗疫史，在未来官方的历史书上，将无疑一定是伟大、光荣、正确，无懈可击、无可厚非、史无前例、百世流芳！
其实，对于抗疫的早期失误，公开承认、检讨，以赢得人们的原谅多好！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病毒。可是，当初隐瞒疫情，过后又掩盖这段隐瞒疫情的真相，错上加错，弄得世界各国都来追责，不可收拾。何必呢？
让我们留下真实的历史，为了现实，也为了未来。
一位同是老三届的听友来信说：
我一向多嘴多舌，禁不住插嘴评两句。
“......从本质上说，我爸他们这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很自私的，习惯了所有的人都是为他服务.....”
这一说法我完全同意，并且我认为，你把“自私”仅定位于高级干部，显属过于谨慎了。
1966年文革时，我校有几位同学是复员军人。他们是前些年从学校参军走的，后又根据其志愿返校插班读书。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其中有一位叫万文龙。这些人有当兵的历练，有社会经验，在同学们眼中是“高人一等”的。
那些年，对毛的吹捧铺天盖地。文革开场后更升级，闹的是乌烟瘴气。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一套，但是在毛泽东恐怖时代，更没有人敢说出口，招惹无妄之灾。有一阵子宣传什么“一心为公”，不许人民有“私”。人民只能讲奉献，而奉献的终极接受者是“公”，而“公”的化身又是谁呢？不用说，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
有一次，万文龙同学对我说“一心为公，最后都公到一个人头上去了，这岂不就是最大的私.....”
毛为一己之私，完全抛弃了其建政之前对民主的承诺，大力复辟封建专制皇权独裁。他为推行其“阶级斗争理论”而实行血统种姓制度，复辟元朝的“人分四等”和清朝的“满人为贵”。该政策分裂中国人民，一方面它肆意迫害广大低种姓者，造成恐怖，另一方面则保障了高种姓党员干部及其子女的利益。而种姓并非“一锤定终身”，种姓可单向流动，高种姓随时可坠入低种姓，并株连九族。
就此，毛以高种姓之子女为人质，恩威齐下挟持全党跟他走，掌握了牵牛鼻子的“凝聚力”。
这种政策当然有人反对，首先遭遇到骨头低种姓人民的反对，其中知名者如遇罗克等，其下场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本人从未见到该政策获益者提出质疑，真的，一个也没有。相反，他们似乎很享受。他们安排子女占据权钱岗位，既合胃口，又有“理论根据”——就是又捞好处又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达到了以权谋私理直气壮的境界。
由此可见，自私者并不限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是上中下全体人马。
我这人天生好奇，偶尔翻看过党章。请看那党员的标准，那真是高大上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我看甚至连耶稣基督、菩萨、观音、安拉.....都达不到标准。而这样的人中国却有九千万。
我经常想，如果达标者达到百分之一：九十万人，或千分之一：九万人，一个省摊下来两三万或两三千人，那中国就大不相同了——可惜这只是一个“中国梦”。
一位安徽的老教授来信说：
我曾经很欣赏地读过一本恩格斯的小册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际上是他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读书笔记）。书中有一个 “血缘家族” 的概念。从你的两本书可以看出，以令尊李公为中心，你们有一个庞大的血缘家族；包括李、范、张、巴、王、钟、许......等等几十个姓氏。这个血缘家族也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很不幸，这个族群被无情地撕裂了。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人际亲疏的、价值观的种种复杂原因，被撕裂成了若干小的族群。妹妹那么恨你，我估计是由于你写母亲的那本书。妹妹和哥哥跟张玉珍站到一起告你，则完全是出于利益。在我这个基督徒看来，人类可以高贵如天使，也可以恶毒如撒旦。如果某个组织专门批量制造撒旦，那就太可怕了！
一位北京的老师来信说：
南央：都收到了，也转发了。古人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同样，君子也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至于受骗上当，被陷害等等。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于是也就有了鸡同鸭讲。你一直为了父亲，很大度地对待继母，甚至委屈求全。但她永远不会理解，不能相信。或者说故意刁难。
一位北京的老大哥来信说：
醒来首事，听君书。特棒！
革命吞噬自己（有思想的）儿女，已成定论。接着又吞噬无思想的孙辈，似无人提及，如令兄妹，如顾准儿女。
如有精力和意愿，可否写《我有这样的兄妹》？
老大哥说：“又吞噬无思想的孙辈”，我还真没有这么想过。这么说来，一些80后，90后的小听友们发来的回馈是我这本书和每周发出朗诵文本最大收获之一了：“争夺下一代”的战斗中有些许战果。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收听。希望继续收到听友们的反馈，特别期待着小听友们的来信。我们下周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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