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歌清酒忆旧时
赵越胜／文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髙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晩，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净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1972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内地，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画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一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50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棵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得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8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晩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暴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黏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听”。但是他“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1974年，邓小平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地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瞠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脚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橘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儿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过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儿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已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尤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得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五百里滇池浩渺，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贏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1982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油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祟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博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1978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1978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方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颏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茨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贤惠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1997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已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2002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1978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2003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
故事。说这架相机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林霍夫”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林霍夫”丢了根快门线，而林霍夫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林霍夫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1976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帖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古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晩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凡·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凡·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呜咽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本文选自《燃灯者》（增补版），赵越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