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炳生有个表弟叫任国平，原先在部队当兵，这回也来北大荒了，而且就在三分场。汪炳生从小跟这个表弟感情很好，两人各自参军以后，多年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现在又分到一个农场，自是经常往来。任国平有老婆孩子，挤住在老职工家里，条件很困难。但这是农场的普遍现象，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将就。后来各分场开始搞“自建公助”，两口子也起早贪黑地盖木笼房。盖到一半时，一岁大的儿子却因为麻疹而夭折了。
任国平一下就崩溃了。那时三分场已经死了27个孩子，群情激愤。领导一味投入人力搞大跃进，却不抓后勤保障。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双职工，无力照顾弱小的孩子，只能扔在分场幼儿园，由三名大妈看管。幼儿园里污秽不堪，几十个孩子像小猪似的挤在坑上和土院里，极易发生传染病。北大荒条件确实艰苦，但这么多孩子集中死亡，却不是“天灾”能够解释得通的。
任国平当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控诉农场领导不顾群众死活，草菅人命，找那些死了孩子的父母签联名信，然后亲自跑到牡丹江农垦局，把血书呈了上去。血书后来转到农垦部，主管领导看过大怒，认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目的是利用北大荒建设初期的困难，挑动转业官兵造反，从而破坏整个垦区建设。如不采取严厉行动，很可能引发大规模“兵变”。
任国平回家没两天，就被公安局逮捕。办案人员在三分场找了一间木工房，对他进行连夜审讯，逼他供出后台。任这时悲愤交加，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倒是他老婆交待了一条重要线索：他有个表哥汪炳生在新场工作，经常过来看他，有时谈论起农场一些问题，也相互应和。印象中汪对“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有看法，说这样做劳民伤财。孩子死了以后，汪又过来两次，把任国平叫出去谈了好久，但丈夫那阵子不怎么讲话，也不知两人到底谈了什么。
他老婆救夫心切，见办案人员对汪炳生更感兴趣，就顺着说表弟什么都听表哥的，并把两人的通信悉数上交。在这些家信中，有一封被看上了——汪炳生在谈到两边单位进行的反右运动时，说：“我们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必须要忍耐、忍耐、再忍耐，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几句话单拎出来，显得异常心怀叵测，好像是电影里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台词。其实汪炳生无非是开导其时正在受运动冲击的表弟，凡事想开一些，不要跟组织对着干——倘若他说“反抗、反抗、再反抗”，那才奇怪呢！
办案人员如获至宝，连招呼都不打，马上到新场抓人。当时石涛正带着汪炳生和几个队长在圆木屋开会，搞得措手不及。事后石涛到总场去要人，却被姜书记一通臭骂，说他身边潜藏着这么个危险的异己分子，自己还浑然不知。石涛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仔细一打听，此事已经惊动高层领导，更是吓出一身冷汗来，赶忙做检讨，说自己光顾着搞大跃进，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稀里糊涂地重用了一个右派分子。姜书记对石涛说：“你也不用大包大揽，此人心机很深，你看不穿他情有可原，只是不要替他开脱，更别扯你提拔他的事。他的任职总场还没批，做不得数，就当没发生过。”石涛是姜书记一手栽培的苗子，这种关头还是要护犊子，否则他受牵连，自己也会有麻烦。
石涛回到新场，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生怕汪炳生向办案人员吐露一些于他不利的话。毕竟两人几个月来过从甚密，自己虽然没说过什么反党言论，但非议过场里一些干部。再有就是明知没炼出铁来，却用“献铁证”诓骗领导，这事简直是“铁证如山”，说出来就没跑儿。那段时间他搞大跃进的劲头消减了许多，不再逼着我们改造白浆土了，也不搞会战了，天一擦黑就收工。我们的闲暇时间因此增加了不少，“自建公助”的木笼房也像蘑菇似地纷纷冒出来。】
2019-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