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抄录些莺莺燕燕的陈年花酒故事，倒勾起我对母校上海格致中学回忆。 我的母校是具有百多年历史的重点中学，前身是英租界工部局格致公学，在北海路广西北路，离花酒热闹的红粉青楼聚集地汕头路，小花园，新会乐里等都可以说是一箭之地。 中学时代在那附近不知走了多少次，可惜十几岁的我哪里懂得那段风月历史，满眼只是些老旧破烂的石库门弄堂。 2019年母校30年同学会，我兴致一来就研究格致历史想为母校吹嘘吹嘘，没想到我看到的东西，和学校官方版本有很大出入。最大的问题是官方版本淹没了格致历史上走在中国西方化进程前沿那一段辉煌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彻底淹灭了清末维新思想倡导者王韬在格致做书院山长十年间的大胆开拓。历朝历代正史必须和野史相配着看才能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我为王韬不平，这次闭门造车再挖出些故事，顺便带上他的花酒传奇，也算我借花酒记事的最后一篇。
今天中美关系微妙，最近有些中国人大唱闭关锁国论。要知道大清三百年到末来激烈讨论过靠关闭能不能走下去，老而昏庸的慈禧太后也曾派亲贵访问欧洲讨论君主立宪的可能。她一个封建女子都知道维新西化已不可挡，今天还有人要讨论这个伪命题，实在是滑稽加好笑。我讨厌之余还要加一句上海话斥之为“贼腔”， 因为这些人制造历史倒退的空气，如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一般无异的民贼。戊戌变法至今一百二十二年，谭嗣同们的血算是白流了。 光绪年间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可是他们的西学思想是受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影响， 而郑观应的思想却是受王韬的启蒙，这个王韬就是我们格致历史上的书院山长，在格致期间为维新洋务做出了很多贡献，王韬可以客观地说是近代中国思想维新第一人。
王韬1828年生于苏州， 17岁中第三名秀才，自视极高，想不到从此功名不顺，开始“杜门息影。。。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世而用。” 1848年他到上海看父亲，接着顶替其父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墨海书馆)的工作，认识传教士Dr. William Medhurst等，开始了他后面几十年接触，思考，并宣扬西方新思想的人生转变。王韬在墨海书馆译了十三年的书，1850年前后他和英人合译出版了《圣经》。在外商公司工作，他收入当然不错，传统仕途已断，做做翻译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便过着酒色征逐的日子，寻花问酒，醉生梦死，长三堂子的花酒他是真吃了不少。
1861年， 他回到太平军占领的故乡苏州，看到在拙政园办公的忠王李秀成对苏州百姓很好，被上帝感召下的太平天国正如日中天。 在清政府机制下怀才不遇的郁闷，加上从少年时代带来的目空一切的气概，使这个翻译过圣经的王韬做了一次投机分子。一边拿着外国公司的丰厚薪资，一边为新兴的农民起义力量出谋划策。 他借着英國人的毗护，得以深入战争前线考察军情。民国笔记《梵天庐丛录》中说他曾给太平天国上书抗清："洋洋数千言，皆致清军死命。” 可是当年借着西方宗教外衣却满脑袋封建皇权的天国，一点都没有重用王韬。正相反，还有人出卖了王韬，他一夜之间成了清廷的通缉犯，真是羊肉没吃倒惹了一身羊骚，连继续在外国公司上班都不行了。 危难时刻，西方教会组织还是慈悲为怀，王韬靠英国传教士的帮助躲在上海墨海书馆135天，然后在英國人的安排下南遁香港，就此远离是非，再也吃不到上海滩的花酒了。
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 完全不同于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说的那些英雄历史，今天的国家版人民网扎扎实实地批评说“这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比如没有明确的纲领，领导集团决策失误，没有长远眼光，领袖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决断力、领导层尔虞我诈、贪腐、好色、好杀戮等等，然而，导致这个政权迅速瓦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腐败。” 避居在小地方香港，我想王韬一定暗自庆幸他被告密者从那条大贼船上逼下来，反而又偷得人生欢乐。或许世事变迁太快，或许看穿了农民起义暴力封建的黑暗， 继续通过教会关系和洋人来往的王韬却成功地转变成一个维新思想家，开始了他一生最有意义的三十年。 1867年他随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赴英国三年，回程到过埃及和法国等地，“经历数十国， 往来七万里”， 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私人身份去欧洲的知识分子。 在英国期间，他特别研究过英國的君主宪政下的两院制度，认为这种民主体制是使英国雄霸欧洲的关键，值得有皇上的中国借鉴。他后来还游历了日本及东南亚，看到了亚洲西方化的萌芽。1873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提倡维新， “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 就在这期间，清末维新理论家郑观应受他影响，开始著述政治改革文章，并托友人请王韬批评。
王韬躲祸香港的岁月，列强纷纷圈地殖民，上海急剧西化开放了。虽然那是一段耻辱的历史，但英法为主的文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只要看看淮海路复兴路两旁的梧桐树就知道了。 十年种树，百年树人， 外国人也懂这个道理。 为了大英帝国和中国的长远关系，1873年上海的英国领事Walter Medhurst倡议筹建一个陈列中文和中译科技书籍的阅览室，以便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思想，生活，和机械器具。第一届董事会主要是英国人主导，美国大鸦片商人旗昌洋行老板F.B.Forbes也在列，难得的是还有一个华人董事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当西方绅士捐款980两时，李鸿章个人捐出养廉银1000两，并指示红顶商人胡雪岩帮助筹款。李中堂“闲话一句”，各官商纷纷解囊，总共募得七千多两。1876年6月22号格致书院正式开幕，大宴宾客，李鸿章亲自题匾，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外官商合作努力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作品诞生了，它的英文名字叫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1887年，花甲之年的王韬得到李鸿章一派的庇护，得以从香港回到上海，接掌格致书院，他终于又喝到上海洋场的花酒了。王韬清楚地意识到利用租界里格致书院这个特殊的地方，正可以为维新改革招募全国新兴人才。于是他设立四季科考，专门以西学和现实问题为重点题目，征文评阅后对优秀者颁发奖金并刻印发表，以此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体制的思考。在信息落后的时代，格致的征文竟然面向全中国，而且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等清末一流的封疆大吏（三人都当过两江总督），洋务运动的名宦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等都参与命题，这一举措如同公开为洋务运动招贤纳士。 这个做法前所未有，在当时反响积极，记载中光是得到超等，特等，一等的学人就有1878名。王韬不负洋务派重托，毫无疑问地在这十年间把格致书院带向时代的高峰。他的举措对开启民智民心产生了真正的全国效应，促进了传统学者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可以说是站在洋务运动的理论前沿，对后来中国的进一步人文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我們看几个一百多年前的考题，在今天依然等待着历史发展的正确答案：
郑观应出的题中有"外国之富，在讲求技艺，日新月异。所以制造多，商务盛。。。各省所设西学馆，制造局多且久矣，未识有精通技艺机器之华人能独出心裁自造一新奇之物否? 必如何振兴其事，斯不借异材异域? 请剖析论之。" 今天大国崛起的时代，中国重视发明大力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和百年前的题目完全一样！
在讨论中國丝茶业出口下滑的议题中，答题的学子提出"我与外人争丝茶之利。。。在乎精物产。。。诚能将所出丝茶精益求精，驾乎日本，锡兰，意大利之上，则洋人喜用上品，不贪贱值，势必商贩争来，推之不去矣。" 今天中国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创建Made In China 的品牌价值，与百年前又有何不同?
更令人惊叹的是有相当比例的议题是针对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在清末封建统治下，公然讨论有关西方政治体制，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在是匪夷所思。关于议院制度的考题是"考察泰西于百十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民为本，籍以通君民之情。其风几同于皇古。。。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达舆情，采情议，有若古者乡校之遗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乎?" 整整一百年后的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总结文革封建流毒帝王祸害之后，提出“主要还是防左” 的警告，再次思考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弹指间又三十年过去，在中国无数人的生活改变之后，我們无法不思考与长治久安相联系的国家结构和法治体制。遥对百年维新历史，我們不得不佩服王韬和王韬背后那些清朝体制内留着辫子穿马蹄袖官袍的先贤们的思想和勇气!
王韬死于1897年，颇具戏剧性，而且跟花酒有关。他数十年出入青楼，和《海上花列传》中描述的文人们一样，莺莺燕燕，杯酒言欢。逃难香港前他有一个十分中意的相好女子，临走还专门托付给他朋友照顾。回来上海，重返欢场，却人去楼空。多年后突有一日在花酒席上看到边上别人叫来的女子手里拿的是他当年送给老情人的折扇，上面是他自己写的诗句。 别后惊闻旧相识，才知她还在上海，只是人老珠黄，穷困潦倒，已不堪回首。王韬毫不犹豫，马上四出寻找旧爱，最后在破败的贫民窟里找到老情人，重逢虽然朱颜败，旧情难遣。他鸳鸯情老胜少年，或许为逃港期间名花凋零而惋惜抱憾， 马上为她赁屋合居。可惜花开并蒂好景只有两月，虚岁七十的王韬就无奈离开了他的花花世界，结束了他起伏跌宕丰满多彩的一生。有情英雄无情老，总算是在温柔乡中最后醉倒，死得其所。
一百二十年前王韬的花酒故事和他的维新贡献实在不该被正史湮没，借闭门闲置，散记景仰慨叹之余，亦惋惜一世纪来为维新而东西奔波甚至逃避的思想者，他们多数没有王韬这样的好命没有这样一席花酒。
